新京报社论

　　截至5月20日18时，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已造成40075人遇难。连日来，这个黑色的数字一直在上升，让中国痛断肝肠。

　　尽管地震夺走了数以万计的身体与生命，但是，只要我们努力，总有办法让逝者留下名字，有尊严地离去，而不是将他们的名字与身体一起掩埋。此时，我们应该让“数字”变“名字”，为逝者立一座刻有他们名字的纪念碑，让标刻这场苦难的抽象数字，变成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人的姓名。

　　昨天，为了尊重逝者，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了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对既无有效身份证件也无亲属辨认，无法确认身份的遇难者，公安、卫生部门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

　　死者长已矣，生者多努力。显然，我们需要铭记的并不只是一场国难，几许悲情。只有记住每一个人，关于这场灾难的记忆才能更真实，对生命的尊重才能更具体。一个民族关于苦难的记忆，不能只靠口耳相传，承载苦难记忆的书本、文献、证物，以及各种形式的博物馆会留传于世，见证一个社会的痛定思痛与生生不息。

　　铭记苦难是一种社会责任。对于任何灾难而言，只有一个“集体受难”的悲剧印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群体性灾难，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承受，正是个体的不幸构成了集体记忆的所有细节。

　　国家记忆，最后都得落在个体具体记忆之上。任何灾难，最后也都是具体的灾难。“9·11”恐怖袭击后，纽约建“世贸中心纪念馆”，收入许多“9·11”罹难者家属捐赠的照片及二百多个罹难者的遗物，并在世贸大厦原址上永久性地留下了近3000名罹难者的名字。而在中国，1946年西南联大正式结束时，师生们在校址上竖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上面刻着联大从军学生的纪念碑文及834位从军学生的名字，至今未失。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具体的人的历史。对逝者名字的梳理与铭刻，同样是在补写历史。对于发生在汶川的这场灾难，透过媒体报道，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事迹，但是更多逝者还不为人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努力留下所有逝者的名字，让每个人的姓名成为集体记忆的入口，事实上也是在丰富我们的世界，对生者与死者尽责。

　　一块大地开裂，给全人类留下伤口。眼下所有努力，不仅为了超拔于苦难之上，更为了重申人的价值与信仰。从设立国家哀悼日，到发文严格要求礼遇每一位遇难者遗体，这一切莫不说明，共和国正在不断用具体的行动，丰富着国家伦理。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每一位逝者都贵比国家。

　　没有对个体生命的充分尊重，就谈不上以人为本。灾难过后，我们需要建一座碑，纪念这场国家灾难；在这座碑上，要镌刻上所能证实的遇难者的名字，让这场灾难变得具体而真实，让大写的“人”字矗立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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