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桥和赵发生

　　今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90周年。回忆周总理生前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的教诲，尤其是想到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期间，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我们两次顺利地渡过了困难，走向胜利的情景，使人难以平静。

　　总理对粮食工作的关怀、指导和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我们终身难忘。

　　(一)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年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又是个农经济，农业生产水平很低。1952年底，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88公斤。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社会各方面对商品粮的需要激增。而农民因改善生活，能够提供的商品粮反而有所减少，粮食的供求矛盾日趋尖锐。陈云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和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支持和赞许。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是经周总理亲自修改定稿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了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和决策经过，陈云副总理还作了专题发言。这是一项适合当时我国情况所采取的正确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

　　1958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处于困难时期，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食局势非常紧张。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周恩来总理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果断决策，亲自抓每一起难度较大的省、市、自治区间的调拨，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从而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困难。

　　1958年，粮食工作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对粮食产量逐级虚报浮夸，估产过高，以致上下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高估产，造成高征购。1958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公布的当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上年增产60%-90%。到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预计产量又夸大到8500亿斤。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1300斤左右，造成我国粮食已经过关的假象。1959年继续受浮夸风的影响，粮食产量各地上报到一万亿斤。当时周总理明确指出，产量没有那么多，有虚数。后来，落实的1959年粮食产量仅3300多亿斤，只有原估产的三分之一。在高估产的影响下，1959年至1961年，三年平均粮食征购占到产量的35.3%，其中1959年达到39.7%(正常年景一般占20%多)，超过了农民负担的能力，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1960年秋，全国当年产粮数字暂时搞不清，有些放过“卫星”的人又不肯承认粮食少了，一时众说纷纭。粮食部预计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800多亿斤(年终实际数2870亿斤)，缺粮的问题十分严重。粮食部党组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如实报告周总理。他明确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总理还把北方各省的负责人和一些县、社的基层干部，一并请到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会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了全党动员，发展生产，控制消费，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渡过暂时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周总理还指示，每月要召开一次北方粮食厅局长会议，主管农业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听取汇报，亲自部署，精心安排。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了核实粮食产量，合理安排粮食的购、销、调指标，总理同意并支持了粮食部提出的对全国农村生产队的粮食实行过秤入仓的办法。通过对1960年产量的逐步核实，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了。1961年以后的估产就比较接近实际，并留有余地，这对合理安排粮食购销和调整政策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