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曾压西

父亲曾文甫

曾志康的遗体捐献登记表

       2007年9月14日，病床上的曾志康老人又一次催促老伴联系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妻子高素芳拿起电话，伏在丈夫耳边拨通了雅安红十字协会。每次联系捐献遗体的事宜，老人都要求必须当着自己的面，让他听到联系的过程。他担心自己去世后家人会反悔，捐献遗体的愿望就无法实现了。“喂，郝主任，我们老头子怕是要不行了，你们赶快来准备遗体接收相关工作。”听完电话，曾志康老人终于平静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自己也能像父亲一样，去世后为社会做出最后的贡献了。

曾志康：为医学保全癌细胞

       曾志康老人走了，一家人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哭泣，只是默默的为老人穿戴好早已准备好的寿衣，然后静静地围坐在老人的遗体周围。对家人来说，曾志康既是一位好丈夫也是一位好父亲。年轻时，一家人在在乡下种地，粮食紧张，曾志康四处借粮，遭白眼受委屈从来不告诉家人。有时实在借不到了，就自己吃馍馍，把米饭留给妻女吃。“辛苦了一辈子，连一套好点的衣服也没有。”妻子高素芳含着眼泪说。
       曾志康本是雅安第二中学一名普通的水电工，赶上谁家有事，只要喊声：“曾师傅，帮个忙嘛！”曾志康都会高兴地答应下来。有一次学校发教科书，曾志康负责清理分配每个班的书籍。面对数以万计的图书，曾志康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还找来女儿义务帮忙。父女俩忙到大半夜，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由于劳累过度，曾志康突然晕倒了。这可把女儿吓坏了，又是拍胸口又是掐人中，曾志康醒来的第一句就说：“这些书第二天孩子上课就要用，我就是再累也要把它们整理好。”说完又继续干活了。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不管谁提到曾师傅都会树起大拇指。
       2005年时，曾志康由于高血压引起并发症晕倒，住进了医院，最后竟然瘫在了病床上。这可急坏了家里人，每天妻子都为曾志康翻身、擦洗、按摩，防止长期卧床造成肢体萎缩和皮肤溃烂。最后曾志康以顽强的意志站了起来，但是一条腿仍落下了病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是病魔并没有因此放过曾志康，不久，双肾结石又让他的身子骨大不如前。
       2007年3月，曾志康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看到医生欲言又止的样子，曾志康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他说：“医生你老实告诉我，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我承受得了。”原来他得的竟是食道癌。家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觉得肯定是医生夸大了病情。只有曾志康清楚自己默默承受的病痛折磨，这时，他突然明白了当初父亲选择捐献遗体的初衷。在内心斟酌多次，他开始尝试与弟弟曾压西沟通，他告诉弟弟说：“我得了这个病，想像爸爸一样把遗体捐献给国家，说不定能让后人研究出治病的方法。生前没为国家做过什么，死后也算能为国家做点贡献。”弟弟不相信曾志康的病情真有那么严重，只是劝他：“哥，你不要太担心了，爸爸已经做了贡献了，用不着你来捐了，不要多想了。”
       5月份，曾志康的癌细胞扩散到了淋巴，脖子上形成一个大包块。住在医院的他每天不停地念叨着捐献遗体，要求妻子女儿办理相关手续。妻子和女儿都不同意，妻子说起就一个劲地抹眼泪：“公公都捐了你还捐什么嘛，公公现在连块上坟的地方都没有，每到清明想起就伤心，如果你以后有个什么，让我们到哪里给你烧纸钱呀……”
       住了10多天院，曾志康坚决要求出院。他不愿意上手术台，不愿意破坏脖子上的包块，要留下做医学研究。妻子女儿想不通，他就给她们做工作：“你们就满足我这最后的愿望嘛，人总会一死，我就是想死后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如果以后把我埋了，还要占用国家的土地，现在土地资源紧啊，十多亿人每人死了都占用一块地，那将来我们的后人住哪里？”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的曾志康，家人实在不忍心，终于陪同他来到了雅安市红十字协会。曾志康在女儿的搀扶下一步一步挪动着，走上红十字协会5楼的办公室。接待他们的郝主任两年前曾办理过曾志康父亲遗体捐献的事宜，见到曾志康，他不禁感慨地说：“没想到你们一家人都这么崇高，父子先后捐献遗体实属罕见，真的很让人钦佩。”
       “我将不久于人世，但是为了以后得此病的人能减轻痛苦，我愿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献给国家的医学事业……”在遗体捐献申请书上，曾志康用简短的语言表达了博大的胸怀。
       曾志康脖子上的包块越来越大，但他拒绝治疗，不肯输液输血，每天依靠打止痛针抑制剜心般的疼痛。妻子看得直往下掉眼泪，劝他说：“就输点液嘛，哪怕能多维持一天生命也好啊！”但是曾志康不肯，他就是想让癌细胞完整地在身体里扩散，为医学研究提供一个好标本。对脖子上的包块，他更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包块只有一层皮包着，小小的摩擦都可能让它破裂，于是曾志康剪掉所有衣服的衣领，避免磨擦到包块。连睡觉也再不侧躺着睡，怕压迫包块。由于长期仰卧，曾志康的背部、臀部都磨烂了，他仍然不哼一声地坚持下去。妻子怎么也想不通，当初丈夫瘫痪时，在自己的精心照料下，体表的皮肤没有一处受伤，如今却伤痕累累。但是看着丈夫执着的面孔，她只能吞下泪水默默地为他上药，无声地支持着他。
       8月3日，再次入院的曾志康感到时日无多，他害怕家人到时反悔，不肯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就将电话安装到病床前，天天催促着妻子女儿联系红十字会、华西医学院。医院的医生护士听说了他的事迹都被感动了，都想延续他的生命，有一位护士偷偷拉过妻子高素芳说：“还是瞒着给他用点药嘛，他这个样子我们看着太心痛了。”高素芳说：“要用药还是要他先同意，我不想瞒着他。看着他这个样子我更心痛，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要是我做了违背他意愿的事，我会一辈子不安心的。”9月14日下午4时，曾志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没有花圈、没有哀乐，一家人静静地围坐在老人的遗体旁，等待着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人来接走遗体。为了多看老人一眼，他们守着遗体坐了3个小时。
       下午7点左右，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工作人员从成都赶到，女儿曾静跪在父亲的遗体前深深地磕了3个响头，告别了父亲。看着遗体被抬上车，家人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老人就这样走了，以后连个祭拜的地方也没有，更何况老人死后还要接受遗体解剖，做为他的亲人，在感情上很难不感到痛苦。
       负责遗体接收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刘教授，当年也曾来接走曾志康父亲的遗体，他说：“没想到才过了两年，居然又接走了曾家的第二个人，像他们这样肯为医学事业做出牺牲的人太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他们这种精神太高尚了，实在令人钦佩。”

曾文甫：人生当以献身为至乐

       曾志康为什么会想到捐献遗体，这就不得不追溯到他的父亲曾文甫。曾经在《西康日报》担任总编辑的曾文甫老人，对人生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理解。他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有知识。“社会存在就要有知识，社会进步更要有知识，国家富强必须要有知识。”这是他经常教育孩子们时说的话。他认为人死之后，与其归于尘土占用国家土地，不如捐出遗体，死后为国家作些贡献。
       曾文甫先生文革时期被下放到雅安一个偏远小山村当教师，为了教好学生，他倾注了全部心血，但最后仍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力，留在农村务农。两分多地养活一家人实在困难，村民们经常为了土地边界的划分争吵打架。曾文甫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中国的土地资源如此缺乏，如果死后每人占用至少一平方的土地，那将是多大的浪费啊！
       年轻时曾文甫曾在现在的华西医学院学过医，后到虽然因故到了军校学习，但仍没有放弃对医学的爱好，与一些学医的朋友保持着联系，因此非常了解目前医学教学中的一些困难。在有些学校，解剖学课上没有真正的尸体可供解剖，老师讲课只是空谈书本知识，没有实际操作，学生只能通过一些模具练习。正是这些原因使我国的医学事业发展缓慢，曾文甫由此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
       1989年，曾文甫郑重地对家人宣布：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校，供学生解剖学习。消息一出，所有家人都表示反对，反对得最激烈的正是大儿子曾志康。他无法接受父亲一辈子辛苦工作，到老了还不能入土为安，以后连个祭拜的地方都没有。看到家人的反应，曾文甫很担心过世后，子女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于是想到了用公证的方法来保障心愿的实施。1991年，曾文甫找到雅安市公证处，希望能对其死后遗体捐献进行公证。他在申请书中写道：“人生当以献身为至乐，……甘愿将自己死后之尸体捐献给雅安卫生（医士）校，供教学解剖用，任其处理，家属毋庸过问，因系自愿奉献，家属中的任何人不得借机索取分文……”如此诚恳质朴的话语让公证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由于当时尚无遗体捐赠的公证事务，必需一层层向上请示。在等待审批期间，曾文甫努力开导家人，给他们讲医学的重要性，国家土地资源浪费的后果，并再三表达自己捐献遗体的决心，终于得到了家人的同意。1991年10月24日，那分弥足珍贵的《遗体捐献公证书》终于签上了曾文甫和几位子女的名字。在此之前，全国尚无对遗体捐赠进行公证的先例，捧着全国第一份遗体捐献的公证书，曾文甫老人脸上绽开了笑容。
       2005年3月，曾文甫胃出血住进了医院。由于消化道反复出血，曾文甫的病情日益加重，他感到时日无多，就叮嘱儿子一定要联系好医院。但当联系到雅安卫校时，该校已经更名为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取消了解剖方面的教学，无力接收尸体。得知这个消息，躺在病床上的曾文甫老人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也许是不甘心遗愿无法实现，被医生宣布“无法度过今晚”的曾文甫老人一直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子连夜打电话联系远在北京开会的原卫校杨校长，告知了父亲的情况。听说这个情况后，杨校长连夜联系华西医大，将曾老的遗体转赠给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和法医学院（原华西医学院）。儿子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后，在死亡线上挣扎了3天的老人终于闭上了眼睛。
       曾文甫老人曾经在华西医学院学习过，这次转赠实际让老人回到了母校，完成了他年轻时没能完成的学医梦，这应该会更让老人倍感欣慰。

曾压西：要像父亲一样勇敢

       强忍悲痛，将曾文甫遗体送到成都的是小儿子曾压西。当他将父亲送到存放教学遗体的解剖室时，还没走到解剖室门口，一股刺鼻的福尔马林药水的气味扑面而来。走进解剖室，曾压西看到除了用福尔马林浸泡着的两具尸体外，各种人体器官挂得到处都是，心脏、肝脏、肠子……走进这个房间，曾压西最大的感受就是残忍，将人体分解开来，取出各个器官，展示给学生们进行讲解。中国人的传统风俗是入土为安，一想到父亲也将像那些人一样，遭受“千刀万剐”，尸骨不得安宁，刺痛的感觉就在曾压西的心中纠缠。曾文甫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却是建立在亲人们哀思无处寄托的痛苦基础上的。
       然而好人有好报，一个好消息突来传来，曾家人终于有了寄托对父亲哀思的地方。曾文甫老人去世后第4天，成为了“成都遗体捐献者纪念林”第一位入住者。这座座落在彭州市葛仙山镇的“纪念林”山，被命名为文甫山，以此怀念并感谢那些为社会无私奉献一切的遗体捐献者们。曾压西和姐姐曾雅华来到文甫山上，选择了位于山坡最高处的一棵生机勃勃的香杉树作为父亲的纪念树。并在树前用一块有着百年历史的老青石，刻上“永远怀念曾文甫先生”的字样，立起了一块纪念碑。兄妹二人为父亲的纪念碑献上鲜花，深深地鞠了一躬。看着这一眼望不到边的连绵高山，曾压西不禁感叹道：“能如此地接近自然，相信父亲对这个归属肯定满意。”
       经历了成都之行后，曾压西对遗体捐赠有了新的认识。从前，他只是常听学医的朋友说，用于医学教学的尸体是少之又少。“上解剖课基本靠模型，学校里存放着刚解放时罪犯的尸体，舍不得用，怕用坏了就再也没有真正的尸体供教学使用了。这样的课程上起来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是学医的朋友张敬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当时曾压西并没有当成一回事，倒是父亲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身先士卒地为子女树立了榜样。当第一次听父亲因“遗体捐献”与雅安卫校签订协议书时，曾压西的第一个反应是：“您老人家读书读迂了。”并找到雅安卫校的老师激烈反对父亲捐献遗体的事情，称：“等他走了，一切就由不得他了。”当父亲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并没有发脾气，而是耐心地给他们讲道理，最终曾压西出于尊重，接受了父亲的做法。
       为了办理父亲的身后事，曾压西走访了很多地方，看到了医学教育不完善的现状，由于没有合适的尸体提供研究，攻克癌症也成了天方夜谈。他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激烈反对派变成了身体力行派，趁着在成都为父亲办身后事，他瞒着家里人，到成都市红十字会填写了《成都市红十字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秉承父亲的遗志，成为曾家第二个决心捐献遗体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当时同样激烈反对父亲捐献遗体的哥哥曾志康也用遗体回报了社会。他相信哥哥和自己一样，受到了父亲伟大人格的感召，并体会到了他的良苦用心。
       如今曾压西的身体很健康，他说:“遗体捐献虽然能为国家尽一点微小的力量，但却建立在家人的痛苦之上。我已经承受过这样的刀绞之痛，却还要让我的亲人再承受一次，实在觉得对不起他们。但是既然已经决定捐献，我不会后悔，我要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红十字协会：遗体捐献是文明的进步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郝正荣高度评价曾家父子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忘我的奉献精神，遗体捐献不但可以帮助医疗教学科研，为祖国医学建设做贡献，而且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据了解，在我国，遗体捐献是文明城市建设的指标，包括遗体捐献的知晓率。我市在这方面的贡献在全省名列前茅，仅次于成都市。目前我市共有22人登记，今年已有3人实现遗体捐献。
       遗体捐献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希望死后能为国家做最后一点贡献，为了医学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些人中有工人、农民，也有干部、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人因为找不到接受遗体捐献的地方，或者不能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而最终放弃。
       李世安夫妇是曾文甫老人的好友，他们受到曾家人崇高行为的感召，也加入了遗体捐献的行列。今年94岁的李世安老人在申请表上如此写道：“我华西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乡建系毕业，执有校友特约诊疗证，把遗体捐献母校，心态安适。”其妻子说：“我不想死后将无用的骨灰占用国家宝贵的土地，自愿把遗体捐献医学界，尽了我为人民做的一丁点贡献。” 
       一位煤矿工人在申请表上说：“本人从事煤炭生产危险行业，当发生安全事故后，我愿捐出自己的眼角膜，为失明患者带来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