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经历的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我与小贝面对面地坐着，她边哭边讲，我边听边哭。服务生不停地走来走去，看两个年轻的女孩泪流满面。这也是我第一次同约访对象谈亲情，在80年代生人的身上，亲情仿佛是总也敷不上墙的稀泥。小贝的经历，小贝对父亲深深的歉意与思念，让我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我对“父爱如山”、“家是心灵的港湾”这样一些溢美之词有了更深的理解。

那是一个让我肝胆俱裂的日子。1998年8月中旬的一天，大学同学将他父亲的车开出来，带我们几个朋友到西丽湖附近兜风。到西丽湖后，我和同宿舍的小敏一路闲聊，竟然不知不觉离车很远。当我们沿着一条漆黑的小路准备返回时，林间突然蹿出了四个歹徒，他们看见我俩，目光中充满了淫荡。两个歹徒狠命地用手堵住我的嘴，将我拖进了树林，我挣扎着向小敏求救，却看见矮小瘦弱的她被另两个人拖到了另一个方向……

许久，小敏听到我悲惨的哭声后，才抖抖缩缩地钻到我的身边，她握着我苍白颤抖的手，一把将我抱进怀里，一个劲地说：“贝贝，我不对任何人讲，我们都不对任何人讲。”我在小敏的怀里哭得肝肠寸断，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平日里瘦弱的女孩，在遭受如此大的变故后还能这么镇定，而我除了哭，却什么都不会。回到家里，我打开水龙头不停地冲洗起来，伴随着那无法控制住的泪水……

随后的半个月里，我像遭受了一场大病，面无血色，浑身发软，小敏还是跟往常一样来我们家玩，她千方百计地开导我，但那个可怕的梦魇还是浸入我的每一根神经。9月，学校如期开学。我变得有点神经质，听着别人小声议论着什么的时候，我立即怀疑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睡觉的时候，我常常瞪着眼睛直到天亮，那受辱的一幕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轮回；有时，我会突然跳下床，冲到水房里，在水龙头的哗哗声中放声大哭……

我苍白无力的支撑终于在国庆节前夕崩溃了。那天，系里举行迎新座谈会，会场里黑压压的人群在我眼前涌动，我一阵昏眩，随后栽倒下去，四肢不停地抽搐，同学们一阵惊叫，慌忙将我送进学校医院，可医生的氧气袋无法让我停止抽搐，好心的室友只好拨通我母亲的电话。

我有一个很特殊的家庭。我七岁的时候，父母因感情不合离婚，我判给母亲。离婚后，母亲将我带来深圳，她没有稳定的工作，或者说，我也不知道她具体做什么工作，印象中，母亲总是很忙，很少回家，我的饮食起居一般都由老家一个远方亲戚照料。随母亲来深圳后，我便很少见父亲，他在湖南道县一家工厂做厂办主任，每个月父亲会给我打一次电话，但因很少与他一起生活，我对电话那端称之为父亲的男人很陌生。

我从昏迷的状态中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晚上10点钟。我昏迷的时候，母亲打电话给父亲，父亲仅用了3个钟头便从昆明飞到了深圳(父亲当时正在昆明开会)。看到我骨瘦如柴的模样，父亲的眼泪顷刻如断线的珠子，我从牙缝里微微透出几个字：“妈，我全身抽得好酸呀，就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我的话刚刚说完，父亲立即扭过头，号啕大哭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这三天里，我已经“疯”过几次，每一次犯病的时候，神经科的医生便给我注射大量的镇静剂，我才渐渐恢复平静并进入梦乡……三天了，我是第一次清醒地从梦中醒来，并认出父亲。听着母亲说起我发疯的情景，我羞愧不已。

当班上的同学带着水果和鲜花来看我的时候，她们小心翼翼地询问我的病情，却又安慰父亲说我可能是食物中毒，我明白他们谁也不会说出“神经病”三个字，可我奇怪自己这时竟然没有半点痛苦和恐惧。在医院住了几天后，我便坚持要求出院，母亲拗不过女儿，勉强同意让我回家休养。

出院那天，我清楚地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孩子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工作也很忙，就回湖南吧。父亲说：“我问过医生了，他们检查不出病因，但我怕小贝再犯病，我还是留下来观察一段时间，湖南那边我请假了。”

看着父亲因医生无法查出我的病因而露出惶恐的表情时，我心里产生了深深的歉意，就在两个月前，父亲打电话让我去道县老家过暑假，我在电话里语言还很不客气。这一刻，我多么想冲进他的怀里告诉他女儿的不幸呀，可19岁的我怎开得了口呢？

父亲没有回湖南，他在我们学校的招待所里开了一个房间(母亲不同意他住回家中)，说要观察我一段时间。

父亲伴我读书

我以为自己那次发病是长期压抑和思想包袱过重所致。但自从第一次恶性爆发后，我再难得有安静的夜晚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到晚上，我便一阵气闷，随后神志模糊，哭闹无常，闹上两三个钟头后又自动恢复正常。这让我在寝室里无地自容，特别是当一个室友描述我发病时像一只咆哮的狮子般喊着“放开我，杀死你们”的情景时，我恨不得找个洞钻下去。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心情去上课了，同学们都知道我常常夜间犯病，每次上课都有人问我，“你好点了吗？”每回听到这样的问候，我便一阵紧张。我开始抗拒上课，抗拒看见任何熟悉的人，甚至抗拒学校里的一切。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母亲来看我和父亲，我便借口“赖”到父亲的招待所里不想走。约摸晚上11点的时候我又犯病了，当我恢复神志的时候，却发现父亲的身上布满了爪痕，母亲躲在一角抹眼泪，我再也忍不住扑在床上委屈地哭了，我呜咽着断断续续地讲了难以忘怀的耻辱，父亲的脸顷刻绷得很紧，随即我听见了“啪”的一声，父亲重重地打了母亲一个耳光，吼道：“我们就贝贝一个女儿，你把她带来深圳，为什么不好好看着她，那么晚还让她出去，你是怎么做母亲的。”说完，父亲转身要走：“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案，老子要打死那些王八蛋。”我吓得拼命抱住父亲的腿，哭着说：“爸爸，我还要读书，如果同学们都知道了我的丑事，我怎么上学呀！”母亲也哭着说：“算了，都快两个月了，这种案子怎么查呀。”父亲被我们的话击懵了，泪水夺眶而出，一拳砸在墙上，也砸到我的心里。

父亲最终没将我的事情说出去，由于我不愿意休学而带来同学们的种种猜疑，他便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陪我学习。从那时起，我的大学生活便脱离了集体生活。父亲每天在出租屋里用简易的工具精心做好饭菜，等我下课，晚上则在9点钟以前喂我吃下一颗安眠药。然后心惊胆战地守候在我身边，好在我发病的时候照顾我。挨到周末，父亲便带着我到深圳市人民医院第二门诊部看神经科。事实上，深圳的几家大医院我都去过，一家一家的医院都给我作出了“间歇性精神病”的结论，其实，这就是常见的癔病，病因多与精神刺激和控制能力减弱有关。但父亲是矛盾的，他一面极力否定着医院做出的结论，带着我四处确诊，一面又跑去书城买了本《中医学原理》，仔细核对我的临床表现与书里描述的癔病发病时的表现。《中医学原理》中讲到：“癔病，重在治心。”

亲情治心

父亲紧缩的愁眉在为我找到了病因而舒展开了，但这个时候，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与同学小敏是同时出的问题，但那件事情仿佛对小敏没有任何影响，于是，我在犯病前(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总是拉着同学们“不讲理”地问他们：“为什么小敏没事，你说她是不是跟那些人串通好了的。”我问多了，同学们渐渐知道我和小敏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原本心性开朗的小敏终于无法忍受同学们的猜测和议论退学了。后来听说她去了英国。小敏的母亲来学校为她办手续的时候，冲到父亲的出租屋里将他臭骂了一通，父亲低头说着：“小贝有病，你别怪她，她说什么话自己都不知道轻重的。”

小敏走后，我仍像祥林嫂一样整天嘀咕“小敏为什么没事。”最后，父亲不得不带我去找心理医生。

在深圳康宁医院，父亲为我找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姓郑的心理医生，她不仅告诉我克服心理障碍的方法，还同我畅谈人生，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似乎注入我的体内。从那天开始，我坚持学习打网球来磨练意志，同时也同父亲一起研究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1999年7月，父亲听说南头附近有位年轻时患过癔病的老中医时，便迫不及待地带着我去找她，这位老中医为我开了一剂自己年轻时服用的药方，还教父亲一套癔病发病时的按摩治疗手法，她的药方及治疗方式恐怕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医学治疗，渐渐地，我发病持续的时间减少了，频率也降低了。可这时，长期在工厂请假的父亲被厂里列为下岗职工，可善良的父亲怎么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女儿的遭遇，厂里寄来下岗通知的时候，他默默地在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照道县当地的标准，父亲每月只能领取不到400元的下岗补贴。

1999年9月，父亲问我还愿不愿意继续上学(我常常休学)。我点点头，满以为从这个学期开始我应该可以到宿舍和同学一起住了，可当室友们问起我的病时，我满脑子都是自己夜里发病时的恐怖情形，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着，不争气的泪水奔涌而出，在一旁为我整理东西的父亲连忙按摩我的穴位，随后匆忙将我带走。

我的这次当场发作吓坏了同宿舍的女孩，她们纷纷找到老师要求单独为我安排宿舍。第二天，系主任找到父亲，谈论的话题却是：经系领导和老师商议，建议我退学回家休养。末了，父亲送系主任出去，系主任说：“把孩子养大不容易，做父母的，要想开点，不成才则成人，以后读书的机会还有很多。”

父亲学历不高，也不善言辞，他什么也没说便接受了学校的建议。办好退学手续的时候，系里的同学和老师为我筹集了5000块钱的捐款，我和父亲确实需要这笔钱，但父亲还是一分不少地将钱退回去了。

将近两年的相处，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减少了，越发离不开他。母亲描述的那个面目可憎的男人形象越来越模糊，父亲是那么温柔、伟岸与善良，为何母亲会与他离婚。安静的时候，我常问父亲这个问题，每次问起，父亲便点燃一支烟，愁眉不展。见我一脸的迷惑与期盼，他说：“你妈妈以前没跟你说过吗，其实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们小孩子别管，我和你妈妈都是真心爱你的。”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而且我从来没觉得妈对我好。我生病了以后，她竟然一直让我们住在农民房，自己住花园洋房。”

“可你的学费、医疗费几乎都是你妈给的。我没这个能力。”

一刹那间，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常年压抑的男人最脆弱的伤口，我不敢再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撩开父亲心中的伤疤，该是件多么残忍的事情呀。

我和父亲继续住在出租屋里。每个月母亲会给我一笔钱，她不说是生活费，但我会原封不动地将钱交给父亲。我渐渐恢复了平静，我告诉父亲我还想读书，父亲听后，将大学二年级以后的课本全部买了回来，鼓励我说：“小贝，不能直接上大学，我们就考成人高考，一样可以拿文凭，上研究生。”父亲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于是，情绪稳定的时候，我便开始自学，准备再次参加高考。

2000年春节，母亲将我接回家中。年后，我留在母亲家，父亲则到宝安一家工厂里做技术工人，看着年过五十，驼着背的父亲打着简陋的行李去工厂上班的情景，我第一次在意志清醒的时候，为父亲，为这份亲情痛哭流涕。

亲情治心

父亲紧缩的愁眉在为我找到了病因而舒展开了，但这个时候，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与同学小敏是同时出的问题，但那件事情仿佛对小敏没有任何影响，于是，我在犯病前(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总是拉着同学们“不讲理”地问他们：“为什么小敏没事，你说她是不是跟那些人串通好了的。”我问多了，同学们渐渐知道我和小敏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原本心性开朗的小敏终于无法忍受同学们的猜测和议论退学了。后来听说她去了英国。小敏的母亲来学校为她办手续的时候，冲到父亲的出租屋里将他臭骂了一通，父亲低头说着：“小贝有病，你别怪她，她说什么话自己都不知道轻重的。”

小敏走后，我仍像祥林嫂一样整天嘀咕“小敏为什么没事。”最后，父亲不得不带我去找心理医生。

在深圳康宁医院，父亲为我找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姓郑的心理医生，她不仅告诉我克服心理障碍的方法，还同我畅谈人生，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似乎注入我的体内。从那天开始，我坚持学习打网球来磨练意志，同时也同父亲一起研究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1999年7月，父亲听说南头附近有位年轻时患过癔病的老中医时，便迫不及待地带着我去找她，这位老中医为我开了一剂自己年轻时服用的药方，还教父亲一套癔病发病时的按摩治疗手法，她的药方及治疗方式恐怕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医学治疗，渐渐地，我发病持续的时间减少了，频率也降低了。可这时，长期在工厂请假的父亲被厂里列为下岗职工，可善良的父亲怎么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女儿的遭遇，厂里寄来下岗通知的时候，他默默地在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照道县当地的标准，父亲每月只能领取不到400元的下岗补贴。

1999年9月，父亲问我还愿不愿意继续上学(我常常休学)。我点点头，满以为从这个学期开始我应该可以到宿舍和同学一起住了，可当室友们问起我的病时，我满脑子都是自己夜里发病时的恐怖情形，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着，不争气的泪水奔涌而出，在一旁为我整理东西的父亲连忙按摩我的穴位，随后匆忙将我带走。

我的这次当场发作吓坏了同宿舍的女孩，她们纷纷找到老师要求单独为我安排宿舍。第二天，系主任找到父亲，谈论的话题却是：经系领导和老师商议，建议我退学回家休养。末了，父亲送系主任出去，系主任说：“把孩子养大不容易，做父母的，要想开点，不成才则成人，以后读书的机会还有很多。”

父亲学历不高，也不善言辞，他什么也没说便接受了学校的建议。办好退学手续的时候，系里的同学和老师为我筹集了5000块钱的捐款，我和父亲确实需要这笔钱，但父亲还是一分不少地将钱退回去了。

将近两年的相处，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减少了，越发离不开他。母亲描述的那个面目可憎的男人形象越来越模糊，父亲是那么温柔、伟岸与善良，为何母亲会与他离婚。安静的时候，我常问父亲这个问题，每次问起，父亲便点燃一支烟，愁眉不展。见我一脸的迷惑与期盼，他说：“你妈妈以前没跟你说过吗，其实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们小孩子别管，我和你妈妈都是真心爱你的。”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而且我从来没觉得妈对我好。我生病了以后，她竟然一直让我们住在农民房，自己住花园洋房。”

“可你的学费、医疗费几乎都是你妈给的。我没这个能力。”

一刹那间，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常年压抑的男人最脆弱的伤口，我不敢再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撩开父亲心中的伤疤，该是件多么残忍的事情呀。

我和父亲继续住在出租屋里。每个月母亲会给我一笔钱，她不说是生活费，但我会原封不动地将钱交给父亲。我渐渐恢复了平静，我告诉父亲我还想读书，父亲听后，将大学二年级以后的课本全部买了回来，鼓励我说：“小贝，不能直接上大学，我们就考成人高考，一样可以拿文凭，上研究生。”父亲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于是，情绪稳定的时候，我便开始自学，准备再次参加高考。

2000年春节，母亲将我接回家中。年后，我留在母亲家，父亲则到宝安一家工厂里做技术工人，看着年过五十，驼着背的父亲打着简陋的行李去工厂上班的情景，我第一次在意志清醒的时候，为父亲，为这份亲情痛哭流涕。

父爱如山

一转眼，父亲回湖南近一年了，我们常常通电话，在父亲的感染下，我跟爷爷奶奶也开始慢慢沟通，从他们嘴里，我慢慢知道了父母的一些经历。原来，母亲出身高干家庭，因外公工作失利被下放到道县，穷困潦倒时，母亲嫁给父亲并生下我。聪明要强的母亲看不惯生性懦弱的父亲，在我七岁那年同父亲离婚来到深圳。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讲述自己离婚的儿媳妇时，几乎没有半句怨言，我开始明白，父亲身上的优点其实是继承了爷爷奶奶的优良传统。

从2000年开始，我便在母亲一位姐妹的服装店里帮她卖衣服，利用空闲的时间，我拿到了自考的本科文凭。2002年，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我准备报考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这样一来，每次考试的时候，我可以回湖南老家看望爷爷奶奶。父亲很高兴，让我不要考虑学费的问题。

这年9月，我交了1万元的报名费后成为湖南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生(在职研究生)。这时我的发病率已经降低到半年甚至大半年才一次的几率，可电话那端的父亲是那么虚弱，每次打电话说不上两句便开始咳嗽。我有点担心父亲的身体，可每回他都安慰我说，人上年纪了就这个样子。我便不再多心。

一连好几个月我都没有接到父亲的电话了，每次打电话回道县，都是爷爷接电话，他总说父亲出去打麻将了。我想，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是该有点自己的生活了，我从心底为他高兴。

到2003年春节，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犯病，也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没有听见父亲的声音了。我决定回道县老家看看父亲。2004年1月17日，我坐上了从深圳开往长沙的火车。小姨在火车站接我。小姨说父亲打麻将去了，我有点气馁。这可不像父亲的脾气，一种隐隐的不安涌上我的心头。从长沙到道县坐汽车要三个多小时，在这三个小时里，我竟然有好几次忍不住流泪。

眼泪终于流了下来，如同泻闸的洪水。当我跨进爷爷的家门时，我看见父亲慈爱的目光竟凝固在围着黑纱的相框上。

爷爷老泪纵横，布满老茧的手摸着我的头说：“你爸临走前不让我们告诉你，他是晚期肺癌。”

父亲在出租屋里看着神情恍惚的我，一根根抽着劣质烟的情景；父亲佝偻着背去关外工厂上班的背影；父亲强忍着咳嗽，听我在电话里报着喜讯，喉咙里发出的“哧哧”声如同放电影般在我的眼前浮现。父亲，年仅55岁的父亲，明明就是为女儿操劳而死的呀。

爷爷转给我一封信，是父亲在弥留之际给我写的。信中写道：“小贝，爸爸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现在，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你妈，你妈外表坚强内心却很脆弱，她一个女人在深圳很不容易，你长大了，要多体谅她，别总是针对她……”我泪水长流，为什么，当我跋涉出人生最黑暗的困境时，我最爱的父亲却永远地离开了我，连看一眼健康活泼漂亮的女儿的机会也没有。

我在道县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年，离开时，除去路费，我将身上所有的钱留给爷爷，并记下了家中详细的地址，准备每月给爷爷奶奶寄回生活费，那是父亲未尽的义务，我义不容辞。我将父亲的信带回深圳给母亲看。当着我的面，她什么也没说，但那晚，我听见母亲在房间里哭了整夜。一辈子，还是父亲最了解母亲。她真的是外表坚强，内心脆弱。

现在，在母亲的支持下，我独自盘下了母亲朋友的服装店，生意不错，我与母亲的关系也融洽了许多。只是，每个夜晚，遥望北方的星空，我仍会泪水不止，为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