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建设是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

    改革目前城乡分治的二元化社会管理体制，是我国在建立和谐社会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说目前社会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短板”，那么“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管理”就是“短板”中的“短板”。如何使这块“短板”变长，破解因城乡分治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突破口。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把农村社区的建设置于与城市社区建设同等的位置。那么，什么是农村社区？应该怎样建设农村社区？记者就农村社区建设这一系列问题，采访了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虹。 
    部分农村社区“农”的色彩将越来越淡
    记者：十七大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对城市社区我们比较熟悉，但农村社区就相对陌生了，农村社区是怎么定义的？
    郭虹：社区是现代社会的细胞。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以共同意识和利益为纽带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城市是指居民聚居的街道、院落和小区；在农村是指自然村落即行政村。具体地讲，农村社区就是聚居在城镇以外的，以从事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业及其加工产业）的人口为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既包括农村居民生活的自然区域环境，也包括在这些辖区内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的社会群体。
    记者：农村社区有什么特点？
    郭虹：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的内在凝聚力更强、生产功能更突出、生态地位更重要。在城乡统筹的进程中，农村社区会出现分化。其中一体化进程中受城市化或城镇化影响较大的行政社区村，其村的建制虽然存在，但“农”的色彩将越来越淡。如成都市锦江区的红砂村、温江区的红旗村等，正在向涉农街道转变，其发展趋势是城市化。还有一些社区虽然是农村，仍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资本，但第一产业的重要性和比重已大大降低；居民普遍身兼多业多职，社区内有数量不等的流动人口；辖区内有了外来的企业、单位等，这是属于城郊型的农村社区。还有相当多数的以农为主的农村社区，其建设目标是坚持村民自治，改善生产和居住条件，建设安居乐业的生态家园，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基础设施齐备、公共服务完善、生态环境良好、人口规模和密度减少的现代农村。
    记者：我国目前的农村社区建设情况如何？
    郭虹：中国城乡二元的特征在社区发展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城市社区的发展得到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政策支持，而农村社区的发展直到2004年以后才开始逐渐获得公共资源和政策的支持。从全国范围看，“农村社区建设”目前刚刚起步。2003年以来，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先后开始推行“农村村落社区建设”，从“农村社区发展”着手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2006年国家民政部在215个县开始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实验。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的农村社区建设政策体系还没有形成，还有待于各地的创新和探索。就区域发展而言，农村社区是否能够像城市社区一样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是农村发展能否与城市发展并驾齐驱的关键，也是城乡二元结构能否从根本上得到破解的关键。
    不能以新农村建设取代农村社区建设
    记者：有人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包括了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必要提农村社区建设吗？
    郭虹：很有必要。社会建设需要从社区开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应从农村社区开始。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以“新农村建设”取代农村社区建设。社区建设要解决的是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问题，是社区内的矛盾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农村社区建设同样应该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
    记者：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我们还应避免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郭虹：首先，农村社区建设不是“社区拆迁”，而是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和社区的需求，在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协商合作下进行的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是在原社区的基础上进行的区位调整、结构调整、公共设施建设和原居住环境的改建，以及社区组织结构、管理机制、服务机制等诸多方面的改变。其次，农村社区建设不应是“政府行为”，而是在村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下，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对农村社区结构的重新调整，包括社区区位、人口户籍、产业、组织、管理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和建设。再次，农村社区建设不单是盖房修路、建公共服务设施、搞绿化美化等硬件建设，而是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社区的全面建设，尤其是“软件”——制度和能力的建设。最后，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农村自身的发展建设过程，还是国家“城市反哺农村”，“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缩小贫富差距”等公共政策的落实过程。
    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制度创新
    记者：农村社区建设能否走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子，对其经验进行复制呢？
    郭虹：由于农村社区的特殊性，其建设目标、路径和建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不可能走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子，也不可能简单地“全覆盖”、“一体化”——把在城市社区建设中获得的经验和方法套用到农村，把城市社区建设的政策照搬于农村，将违背农村发展实际，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记者：就农村社区建设，请您提出建议。
    郭虹：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根据区域发展需要以及村民的愿望，在有条件的社区，以现有社区——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础，由村民委员会牵头，组织本辖区居民，通过民主协商，提出制定本社区的建设计划。要在城乡统筹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更积极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及其管理体制，建立城乡均衡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以此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记者：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政府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郭虹：城乡统筹制度框架下的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要以政府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前期投入带动居民的后期投入；以公共服务的广覆盖带动居民的自我服务和互助服务；以集体财产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带动基层民主管理；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与社区居民、当地政府、辖区居住人口、辖区单位、企业、开发商等关系密切，政府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发动“社会协同”，动员“公众参与”，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各方协调合作，各方责任共担的机制，才能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农村新型社区”才能真正形成。（记者 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