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酸甜苦辣

○刘家喜

　　大家都知道，我们南康是一个劳务大市，去年有30多万农村劳动力在外务工。这些务工者艰辛跋涉的足迹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市。最近，我电话采访了部分务工者，和他们聊了聊务工生涯中的酸甜苦辣。

　　务工经历：几多辛酸几多泪

    今年30出头的王华斌，初中没毕业就背上行囊来到河南一采石厂务工，20岁那年，他被石头砸断了胳膊，胸部严重受伤，在医院一躺就是3个多月。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老板结清了住院费用后，他只领了300元的路费就回家了。后来，他带着伤痛又奔波于河北、山西等地，一边务工，一边继续治疗，到如今经济都非常紧张。

　　比起王华斌，已是建筑业老板的李德有要幸运得多了。李德有上世纪80年代就在西安等地搞建筑工程。当年，他一贫如洗，外出时还是向亲朋借的路费。依靠过硬的建筑技术和憨厚的为人，他先是承揽一些小工程，后来组建了建筑工程队，开始承建大型建筑工程。有些工程需要垫付工程款，有些工程完工后一拖好几年结不清账。为筹工程款，他几乎跑断了腿，求遍了当地所有认识的人，还不惜抵押老家的房产在地方信用社贷款。就这样打拼了20多年,建立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建筑工程队，拥有了百余万元的固定资产。问及李德有多年来当老板的感受，他回答得非常直白：“在外地是能挣些钱，但特别苦……”

　　后顾之忧：为家欢喜为家忧

    农民工虽然常年在外，但却时刻心系家乡，逢年过节更加渴望家的温暖，可往往只能望“家”兴叹！

　　在深圳一服装厂当保安的邱文才，连续5年都因厂子不放假没能回家过春节。去年腊月二十八厂里放假时，遇到春运高峰买不到返乡的车票，他只好又“独在异乡为异客”了，可往往就是“倍思亲”。

　  谭朋夫妻二人同在山东务工，最让他们操心的是两个孩子的上学问题。大女儿上小学时，求爷爷告奶奶勉强在山东入了学，可他们忙于务工，孩子没人照顾，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今年，小儿子又到了入学年龄，刚过初八，谭朋夫妇就将6岁的儿子托付给堂姐照顾，匆忙踏上了务工的征程。对他们而言，只有学校放寒暑假时，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才能找回一点家的感觉。

　　  谈起家庭,36岁的何玉保显得很是凄凉。他常年在东莞务工，每年只是在农忙和春节期间返乡与家人团聚。今年春节满怀喜悦回家，可5岁的儿子望着他许久都不肯开口叫“爸爸”。长期两地分居，夫妻感情也越发淡漠。“出门在外，受苦受累俺不怕，怕的是长期承受着亲情的煎熬呀！”

　　真情告白：致富不能忘根本

    农民工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无论走到哪里，都抹不去农民的憨厚，都有着朴素的情怀。南康市十八塘乡乌溪村的许才信、刘鸿喜可以说是农民工队伍中的“贵族”。十年前，他俩与人合伙在山东承包了几处金矿，逐步拓展经营范围，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已拥有200多万元资产的许才信、刘鸿喜富裕了，但他们心里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去年，他们捐资5万多元，改善母校乌溪小学的办学条件。同年，刘鸿喜又捐资3万元支援家乡的新农村建设。“我不会忘记我是农民的儿子,更不会忘记回报家乡……”

　　同样有着家乡情愫的还有南康市浮石乡幸福村的罗贵平,2002年，他在义乌创办了一家装潢公司，带领家乡100多人创业。罗贵平从不亏待工人,在他公司务工的老乡,平均每年的务工收入都超过了1万元。尽管罗贵平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资产,但他曾三次捐资兴建家乡的学校。

　　2008年：太多希冀与期盼

    年初六，笔者在南康市汽车站遇到了正要去山西上班的煤矿工人王华平。当笔者问他2008年有什么期待时，他说：“我是一名煤矿工人，每天都在地下挖煤，安全重于一切。我最大的期盼是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煤矿安全的监督和管理，让我们每天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曾经饱受老板拖欠工资之苦的阳江河愤愤不平地说：“希望有关部门多出台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保证工资能够按时足额发放。”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行，这是南康市委、市政府的庄严承诺。今年，该市建立起有５个市级劳务输出基地和21个乡镇（街道）劳动事务保障所的劳务输出网络，为劳务输出打造快速便捷、服务全面的“绿色通道”，成立了“农民工维权中心”。而且在农村合作医疗、就学、培训方面都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民间疾苦,枝叶关情。这些措施与政策必将给务工者带来福音，洒满他们务工生涯的每一个角落。（刘家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