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建在他的《新嫁娘词》中写道：“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是新媳妇普遍的心态，忐忑、聪慧而有心机。那么，逡巡在官场门外的年轻后生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做小心翼翼的试探。唐代，即使通过殿试，获取了进士的头衔，仍然是只有学历而没有实职，如果不跑到当权派家里自我推销，恐怕换了一任皇帝都未必想得起给你安排工作。

　　素有清誉的诗人们，不得不拉下脸皮，到权贵的府上排长队，以求谋面说上几句话，或者呈上自己事先作好的漂亮文章，请人慧眼识珠。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求职，无不屈尊俯就，甚至抛弃尊严，这种惨状是后人难以想象、不愿承认的。说到底，在他们处心积虑地拉关系、附权贵之后，还有两大公关绝招：一，对人，拍马屁；二，于己，吹牛皮。

　　李白“识荆”就是他求职的典故。唐开元二十二年，33岁的李白给一个名叫韩朝宗的官员上书，希望他为自己谋个官差。当时，韩朝宗正做着荆州大都督府长吏兼襄州刺史，属于政界里的实权派，因此，世人便以“韩荆州”相称；风闻此公知人善任，李白就兴致勃勃地赶了去，他特地写成一篇《与韩荆州书》，文章一开头，便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读来着实令人肉麻。他无限夸张地说着违心的话：“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还用问吗？这是李白先生的公关绝招之一：对人，拍马屁。“高冠佩雄剑”的“诗仙”竟是如此“长揖韩荆州”，实在令人不敢接受。他惟恐吹嘘得不够，还不惜把“道德宗师”周公也搬出来陪绑，其实，他那句开场白颠倒了目的和手段，倒不如明说：“一识韩荆州，为封万户侯。”诗人恨不得倾其才俊，博韩荆州一笑。在这里，李白的人格被自己变卖了；诗？堕落成了不值几个小钱儿的垫脚石和敲门砖。虽说，唐初取悦士大夫阶层，阿谀成风，但李白也跑来凑热闹，足以使他背负起难以洗刷的尴尬名声。他日后超越世俗的清高与粪土功名的洒脱，无疑是淌着廉价的“葡萄酸”了。再看他无耻的自我表扬——显然，这是他的公关绝招之二：于己，吹牛皮。

　　李白毫不脸红地美化自己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拂，皆王公大人许以义气。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

　　稍懂古典文学的人都能看明白，这套天花乱坠的词，是不是王婆卖瓜，是不是迫不及待？李白先生呀，什么叫视功名如粪土？什么叫摧眉折腰事权贵？……哎！为了区区一个工作，都往脑后一扔，还是让斯文扫地去吧。此时的“诗仙”定然以为：目的比手段更重要。他太在乎那微薄的功名了，一听到这方面的风声，便立刻欣喜若狂，甚至不惜把那副得意的“市侩相”也塞进自己的诗歌里：“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至于这样吗？又不是召你去当宰相。他梦想“辅弼天下”，惟恐糟践了自己这点儿材料，殊不知，李隆基只授予一个虚职“翰林供奉”——连个班长都不是，谈不到尺寸功名，有权力和地位约束着，你凭什么施展才华报复呢？

　　再说，李白的为人妇孺皆知。安徽泾县人汪伦曾致函给他：“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不想，一封短札勾来了“好游好饮”的诗人，到了目的地以后才发觉上当：哪有什么十里桃花？就是一片不大的桃花潭水。万家酒店呢，竟是一位姓万的老板开的一间小酒馆。这就是李白的品性，“好游，好饮，好行侠”，做诗人和旅行家绰绰有余，官场之中哪有这等人的位置？纵然赏他一个“实缺儿”，恐怕连一个小县都管理不了。

　　李白，辜负了一篇锦绣文章，虚掷了半生宦海游。效新妇下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难为他这番苦功夫，以他诗人的品性，岂肯长跪在一个小小的荆州刺史门下。机关算尽，好话说绝，一旦志向未遂，他就会丧失耐心，走行为的极端。新妇没了，泼妇露面，下面的工作就是诅咒时运、嘲笑官场、甚至连皇帝也不放过。诗人就是诗人，扮演隔行的角色总装不像，他们生来就属于诗词歌赋与山水泉林，只有那个广阔的时空才容纳得了他们的自恋和放荡。诗人无法适应现实，与时代不合作、唱反调成为其终生的行为特征。其实，任何时候中国都不缺少人才，朝廷不用张三用李四，不会怜惜错过了一个李白，还是沦丧了一个杜甫。少了这些自以为怀才不遇、明珠暗投的人物，中国的人才库也变不成猪圈，照样出现“贞观之治”，照样出现“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