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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英重孙吴洪武（左一）向记者介绍碑林

吴之英晚年隐居于此

吴之英塑像

吴洪武整理吴之英著作

《吴之英诗文集》序

●徐孟加
著
    名蜀学大师吴之英先生、雅安市名山县人，著名经学家、书法家、爱国学者。先生一生为弘扬蜀学，著书立说，“治学声誉，遍及全国”；其致力教育，培养人才的精神，令人可敬可佩。
    吴先生通经致用，学贵创新。他研究经学，形成了历史发展观和“唯仁求义”的人生观。在历史 转折关头，他横溢其才华，竭尽其智虑，总是站在正义一边。为救亡图存，他投入维新变法运动，担任《蜀学报》主笔，“为救世而呼号！”戊戌政变，“六君子”遇害，他不顾个人安危，愤笔写下《哭杨锐》长诗和挽杨锐联以明志。当清政府出卖铁路主权时，他支持并参与爱国保路运动，亲笔题写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成都人民公园内），彪炳千秋。吴先生不愧为一位跟随时代和人民一道前进的爱国学者。
    吴先生是我国古典蜀学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近代蜀学的开拓者。他认为“礼可为国”，“天理人情，今犹古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于是奋发前行，心萦目注而执持达三十年，把我国几成绝学的《仪礼》研究推到一个新水平，所著《仪礼奭固》三书，可谓集《仪礼》研究之大成，是郑玄以后一千八百多年承先启后的杰作，奠定了蜀学大师的地位。
    吴先生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更是为士典范、集文与教于一身的人师。他把启迪民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作为自贵自强的宗旨。他不当礼部顾问官，甘作育人师。先身教，后言传，乐业尽职，过化成神，“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讲信修睦，孝亲敬长，清正无私，身正成范的崇高形象和诲人不倦的循循善诱，开启一方育人新风。
    纵观吴先生一生，其反帝爱国的民族精神，学贵创新的时代精神，甘做人梯的奉献精神，自贵自强的奋发精神，唯仁求义的战斗精神，贯穿溶汇于他的等身著作中。这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珍视、传承和发扬。
    为奉扬吴先生的道德文章和道义精神，吴洪武、彭静中、吴洪泽、蒋昭义、彭大辉、毕德锐、卢邦泰、欧阳崇正等志士仁人，搜集发掘吴先生遗稿，点校《寿栎庐丛书》中的诗文部分，废寝忘食，几度寒暑，整理编辑成《吴之英诗文集》，完成了一项文化大工程，这是雅安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好事，可喜可贺！
    《吴之英诗文集》的问世，为研究吴先生的学术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为奉扬先生的仁声仁风，提供了一份精神食粮，其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都是值得称道的，我们理应珍视和研读这一优秀文化遗产，使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雅安蕴藏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我希望有识之士对此进行挖掘、提炼，推陈出新，众人拾柴，为雅安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07年11月
   
    （作者系中共雅安市委书记、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一个15岁的雅州府试“头名状元”，激情演绎晚清四川经学的“末代传奇”；
    一个匕首投枪的《蜀学报》主笔，力擎“戊戌变法”反帝救国的蜀地舆论大旗；
    一座英雄丰碑的10字无泪血书，悲怆镌刻四川辛亥保路运动的百年烟云；
    一个大雅不群的名蒙赤子，用满腹经纶推开名山县现代教育的历史大门……
    这个“隐身”于诸多典籍和史册中、却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文化名人，就是1857年2月诞生于名山县车岭镇几安村（小地名叫吴沟）、蜚声川内外的一代蜀学显才和书法大师吴之英（１８５６－１９１８）。
    如今，在吴之英诞辰150周年和《吴之英诗文集》即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之际，记者一行专程来到了名山县车岭镇，去实地搜寻经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吴之英的精彩奋斗故事，以及听他的后人们讲述吴之英所遭际的段段人生传奇——

书香宅第添香火

    1857年2月18日，一声婴儿的清脆啼哭，打破了名山车岭吴沟一户书香宅第中的宁静。
吴沟饱学未显之士吴文哲、吴铭钟一大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他们一家下一代第三次喜添男丁了。
    香火有续。
    作为乡村教师的吴文哲，早就把他大半生花在传统国学上，开馆授徒，并同时教育了儿子吴铭钟。但这位老人还有所期盼的是，希望再能够把自己多年研习的传统文化，传给更多的孙辈们。
    大人们给生下来的这个小家伙取名吴之英，并取《诗经·卫风》“伯兮朅兮，邦之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中所蕴含的意思，给他赐了字“伯朅”，祝福和希望他今后能有所出息。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小之英很快就到了该接受启蒙教育的年龄。
到了吴之英四岁四个月四天时，爷爷吴文哲开始让他跟着自己念起了书。
“儿时四岁余，哑哑解言语。祖父授《五经》，句读尚离胥。”吴之英后来长大后，在他的诗中描述着这一场景。
    他在爷爷的教授下，一边用心读书，一边开始了描红习字。
    到了吴之英6岁时，他爷爷吴文哲做了一个沙盘，教他在沙盘上用木笔练起了字；9岁时，吴之英手中的木笔已经换成了铁笔，爷爷和父亲教他练起了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字体。
    “写字如撑逆水船，气长力足破浪前；心摹手追出佳作，神不专一练枉然。”严格的家庭教育，让吴之英在书法的练习上进步很快，而吴之英对书法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练起字来甚至常常忘记了其他的事情。
    “有一次，到了十月初一这天，家里的人们按照农村习俗打糍粑。把糍粑和熬化的红糖端到吴之英的书桌上搁起，喊他吃。结果过了一会儿去看，吴之英竟然误把糍粑蘸了墨吃！”吴之英的重孙吴洪武（现年67岁）告诉记者。
府试“状元”举茂材
    到了1870年，吴之英的爷爷吴文哲给他留下“读书要专精、并慎始终”的话，就溘然去世了。此后，快满14岁的吴之英，于是完全开始随父学习经史古文。
    第二年，雅州府试开考，府属各地学子也纷纷赶来考试。结果15岁的吴之英由于平时学习十分努力，学养功底扎实深厚，在考试中一举夺得头名。
    “（吴之英）取得府试头名后，流露出得意之情。”在吴之英的年谱上，记者看到一段相关记载：年少便得志的吴之英骄傲起来，很快就被他的父亲看出端倪，并被重重地斥责了一顿。父亲严厉地要求他继续好好地用功学习，以图日后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拿下了“府试”，吴之英便在家人的安排下，与一位倪姓的女子结了婚。日子一晃，四年时间又很快指缝中间溜过去了。
    但闲居在家的吴之英，很快就碰上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机遇——
    1875年春，由于洋务运动的兴起，工部侍郎、四川宜宾兴文人薛焕联络官绅，上书四川总督吴棠和学政张之洞请求建立的全省最高官办学府“尊经书院”（具体由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于1875年创办，1880年由著名经学家王闿运主持，1902年改名四川省高等学堂，即今四川大学前身）学校建成了，并将在全省挑选府县的高才生百人进学。
    这次，名山的吴之英也入选了！
当时，博览群书的吴之英对传统国学的经史词章已经有了较深的造诣，并尤其精于《周礼》、《仪礼》、《仪记》。选拔中，工书法、善骈文的吴之英，还与绵竹县的杨锐（后来的“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井研县的廖平（后来成为晚清著名经学大家）、富顺县的宋育仁（后来成为在四川开办报业的“第一人”）一起脱颖而出，并被人称为“尊经四杰”。
    来到尊经书院读书后，吴之英更是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中。
    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到熟读三史（《史记》、《汉书》、《三国志》），从屈原的《离骚》到李白、杜甫的诗歌，从《易经》到《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刻苦学习的吴之英学业日渐精进，他的诗词歌赋、经史文章、声韵乐律、经方星经之学，均有所成就。
    这期间，吴之英还开始深深受到湖南来的尊经书院山长（院长）、著名经学人物王闿运“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影响！
入京朝考
览时忧

    
    清光绪八年(1882年)，吴之英和同龄生的杨锐等同学一起，北上入京参加朝考。途中，一路览尽时忧。
    朝考回川的第三年，吴之英又带着文房四宝独游巫峡。后来，他在自己的诗中，把沿途所见记录下来，反映了浪迹江湖的游子在艰难岁月中的苦楚。
    “……但见来游不见归，啼猿空为游人悲。蜀国于今已瘠土，官商犹自说天府。舻舳千里阏夔门，赵王公子楚王孙。穿矿采珠棼跟址，山神不绿江神死。窃得卓财又窃女，婵媛久滞豪华旅。近肉远丝酣舞筵，襄王一梦三千年。明月乡心归何处，莺花屡新裘马故。纵余资斧足缠腰，膏火相煎利倚刀。”吴之英以犀利的笔调，揭露出当时社会的炎凉、黑暗，以及一个个强权官绅富贾的贪婪、荒淫。
    自成都九眼桥乘舟东下，经乐山往重庆途经长江沿岸城市，吴之英目睹清朝朝政腐败，人民穷困潦倒，列强在中国肆意横行，不禁感慨万千。他在日记中深叹“时运之极，人道之忧”的同时，还从内心深处产生了“益世救国”的强烈思想。
    1883年，吴之英回到四川后，写出《北征记概》和长诗《上海行》，通过描述都市的繁华外表，揭露社会潜伏的危机。
    1884年（光绪十年），吴之英和宋育仁、廖平等受资州（今资阳）牧高培谷之邀，任资州艺风书院讲席。1886年，吴之英在尊经书院的同学宋育仁也准备到北京去应朝试。在他离开资州的艺风书院时，宋育仁推荐吴之英去顶替他主持书院的工作。
    此后，吴之英又应简州（今简阳）知州马承基之邀，辗转到了简州通材书院主持工作。这时，33岁的吴之英还同时兼在成都尊经书院、锦江书院讲学。
    在通材书院期间，由于吴之英知识丰富，成都、资阳、内江等地的学生，都纷纷来到吴之英所在的学校听他的课。后来，吴之英又换到了灌县（即今都江堰市）任了训导一职。
    在讲堂上，吴之英充分展现出他的横溢才学，并且十分严格地要求学生上进。如果哪个学生胆敢不听，便会受到吴之英老师的责罚。此时，吴之英不仅是传道授业的经师，更成为了学生们眼中有着良好师德的典范人物。
    吴之英的弟子、近代著名书法家谢无量结联评价说：“自王伍以还，为人范、为经师，试问天下几大老；后杨（雄）马（司马相如）而起，有文章、有道德，算来今日一名山”，极力推崇吴之英的学问和人品。
    而吴之英的老师王闿运也赞誉说：“诸人欲测古，须交吴伯朅。……之英通《公羊》，精《三礼》，群经子史，下逮方书，无不赅贯。”

维新变法
图救国

    吴之英在灌县任训导期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既后东西列强，虎视眈眈，沙俄占旅顺，日本吞台湾，德国索去胶州，法国窥视两广，清朝帝国国势日益不振。
而此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的维新变法，却开始蓬勃兴起。
    由于受到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朝的光绪皇帝载湉也有志图强，并准备破格选用人才以辅佐国政。
    吴之英与杨锐，刘光第、宋育仁等都受到了重用。杨、刘二人被提拔到变法维新的重要部门，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曾出国考察的宋育仁奉旨到四川主持工商矿务等，并发起组织“蜀学会”，力图实现维新变法和图强救国的目的。吴之英也积极参加了蜀学会的活动并担任了主讲。
    1898年初，宋育仁受聘出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当宋育仁赴成都任职后，他约集同志，联为社团，将先前在重庆创办的四川第一张报纸《渝报》报名改为《蜀学报》，报馆就设在成都尊经书局内。
之后，宋育仁聘请吴之英担纲主笔，增聘井研人廖平任总纂。1898年３月，经报社同仁努力，《蜀学报》终于在成都出版了。
    由于完全利用原《渝报》在四川各地的发行渠道，《蜀学报》的发行轻车熟路，很快便上了台阶，发行量与当初的《渝报》不相上下。到后来，甚至一路走旺，发行突破了2000份。
    宋育仁聘请的主笔吴之英和总纂廖平，都是文坛高手，精于时事诗文。尤其是吴之英，他在诗词歌赋、经史文章、声韵声律各方面均有很高造诣。担任《蜀学报》主笔后，吴之英连续写作发表了《蜀学报初开述议》、《蜀学讲义》、《政要论》、《矿议》、《救弱当用法家论》、《法家善复古说》等一批直接针对清廷政治、经济时弊的文章。
    由于宋育仁、吴之英等爱国维新志士的不懈努力，在四川形成了维新变法的热潮。维新变法思想广泛传播，变法改革之举激荡人心，促进了四川人民的思想解放和觉醒。
    “《蜀学报》虽在西南僻地川省创办，但京城要闻却期期见诸文字。凡有维新变法要闻，均予编发，如京城成立强学会、保国会，维新派人物的动向等，均有报道。”
    后来，《蜀学报》从第四期起，甚至还连载了《康有为呈请代奏及时发愤革旧图新摺》，并发表《拟保国会章程》。由于《蜀学报》所载文章顺应潮流，文风大胆泼辣，直指时弊，直陈强国主张，一时间影响颇大，发行量呈供不应求之势。《蜀学报》这一时期之所为，完全成了四川变法维新派的喉舌。
    然而，慈禧太后很快就发动了“戊戌政变”。1898年9月21日，她向维新派人士举起了屠刀，支持变法欲行皇权的光绪皇帝也遭到幽禁。
    7天以后，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遭慈禧下旨杀害。慈禧再度“垂帘听政”后，立即清查镇压一切变法活动。
吴之英任主笔的《蜀学报》自然也是厄运当头。
    《蜀学报》和蜀学会随即遭禁，宋育仁被罢黜回京赋闲，《蜀学报》主要责任人员均受审查。这份报纸自３月创刊，至８月被迫停刊，总共才出到了第13期。之后，吴之英便愤然离开成都，回到了名山车岭老家。
    杨锐等人被杀的消息传来后，吴之英十分悲痛。他不顾自己的个人安危，专门写了长诗和挽联，哭杨锐、悼杨锐，高度赞扬“戊戌六君子”！

失意隐身未隐志

    在变法之前，吴之英认为国势之所以越来越弱，外因是列强侵略，内因是官吏的迂、缓、疲、怠，“只知利身不顾君，利家不顾国”所致。由于当权者私壑难填，便产生了“叛官”、“叛民”。应“禁叛子未形，自贵自强”，即变法维新。
    关于振兴政事，他主张：第一，应有知人用人之术。选择良吏与知人善任是治政的关键。选吏的标准：一德行，二忠诚。从中择善而任，“善之善者专任之”，“恶之恶者必去之”。第二，要进行严法治理。用人之后，当继之以法，首先要选好议法和执法的官。议法者，必深知法律，执法者，必至公至明至平。朝廷制定了法律，就要“执衡以立，不顾天下之议”，“饬令则法不迁”，然后“民不敢犯法，吏不敢以法遏民”，“虽圣贤才智，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千金之户，不敢用一铢以市法。”
    在经济方面，吴之英认为赋税是不公允的。富豪之家拥有大量沃土肥田，赋税的负担轻，有少量贫瘠土地的贫户负担却很重。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朝廷应采取得力措施，平衡赋税的征收，使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避免贫民因欠租而逃亡迁徙。
    吴之英还认为，开矿确是国家和百姓的一项利源，国家应采取“上下兼资”的经营办法，“以工输之，以商化之，以贾平其贾而不昂”，并为之“交通运输，周海内而亡雍阏之患”，既可以供国家开支，也可解除部分贫民流亡之苦，老百姓一遇灾年，也有赈济的费用。
    同时，他还提出寓兵于农的政策，认为强国之要，在于重视农、兵，“兵是强资”，“农是富资”，朝廷应设法“垦田以援农”，解决一些农民无田可耕的现象。
    吴之英在论文中提出的选贤与能，严法治政，着重理财，重视农兵等一系列变法图强之见，虽大多出“托古改制”思想，但他并不拘泥于古人之法，而是主张相时而变，因事而变，“即起古人而更生之”。他说：“大局固遵古矣，其余目皆可变也”，“通其变以并行之，则新法也，皆救敝之良药也”。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很快就失败了。吴之英经过这场惊涛骇浪之后，产生了“因感莼鲈思旧乡，挂冠我逐归鸿去”的思想，回到灌县任上，转而悉心研究医药、岐黄等术。
    1900年，清政府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吴之英非常愤慨，写下了长诗《颐和园》，怒斥慈禧的卖国行径，赞扬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讴歌“神拳弟子代国忧”。
    晚清国势一落千丈，吴之英深感“四海已无施巧之地”，于1901年“泪随肠转”，回到家乡车岭，一面侍奉老母，一面闭门著书。
    “凿室成偏井，因棘成短篱；藤来牵幼竹，风吹落燕泥。摊药趁日正，磨砖补溜欹；仰窥天际鸟，心与万峰齐。”在名山老家，吴之英因陋就简，过起了避世的生活。
    在《贤者避世》一文中，他表白自己的真情；第一，因变法失败，祸及清流，而今“名贤遁消，支柱为难”；第二，朝政腐败，其势已不可挽回，“故波澜滔滔者，将遂有陆沉之势”；第三，“气运递降，而欲就未来之人事，始竭吾愿，力之所穷，盖不啻颠踣摧伤焉”。
    所以，吴之英把他名山的栖身寓所题名为“寿栎庐”。意思是取《庄子》的“无为有为”思想，将自己比喻成一棵普通的栎树，因为“非用材”而得以苟全性命于世。实际上，这是吴之英在无奈之中，隐含了期望颐养天年的“消极无为”之意。
    但吴之英在家乡的7年里，仍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事和人事的变化，一颗爱国忧民之心犹存。与陈山民留别的诗中这样写道：
    若将旧政从新政，得暇更调雕面君。
    以后与人书信往来，也多次提到国家的前途问题。他十分痛恨慈禧当政，后党为乱，对人说：“料将来况而日下，皆在常事不书之列”。
推开名山新学门

    吴之英虽然在政治上遭到沉重打击，救国宏愿受到压抑，但他不遗其所学，始终抱着益世的思想，致力于建学育才，把希望寄托在后一代身上。
    他在资州艺风书院、简州通材书院先后任教八年，以治小学、通经术、习词章三者启迪后进，对学子潜乐教思，循循善诱，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教育学生不但要有刻苦的意志，更要有求实求是的精神，为学之道贵在博，重在精，宜深思，多考据。在《答人问博学书》中说：“唯专乃精。”
    吴之英在灌县任训导时，因尽忠职守，办学有方，全县文风为之丕变。《灌县志·政绩记》赞扬他说，“为人和易而峻洁，学尤深邃，卓然成家。迥迈流俗，居官廉介，训迪学子。文行兼备，获益者多，盖不徒以言教也。”这段记述表明，作为人师的吴之英不仅以广博的知识课授生徒，且以自己的思想和德行影响后辈。他爱护学生，“且留读书种，毋与他人戮”。吴之英的弟子、著名文化人吴虞后来为国立四川大学专门部同学录写序，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国学专校，创自民国。其时吴伯竭师、廖平前辈、刘申叔、谢无量诸公，聚于一堂。大师作范，群士响风，若长卿之为师，张宽之施教，蜀才之盛，著于一时。”
    因此，当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之后，吴之英便在名山大力兴办新学堂，甚至在名山最为偏僻的山乡旮旯都建起了小学。
    宣统元年，吴之英拒绝了清廷礼学馆顾问官的聘请，接受了四川存古学堂的工作。
    他殷切期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出类拔萃，青出于蓝。民国初年，他受聘为四川国学院第一任院正，刘申叔为院副。他亲自撰写了“国学院”三个大字和一副联语悬挂在学院门口：
斯道也将亡，难得四壁图书，尚谭周孔；
后来者可畏，何惜一池芹藻，不压渊云。
借以鼓励后进之士，继承发扬祖国的灿烂文化，将来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
    1913年，吴之英因体弱多病，上书四川都督尹昌衡、张培爵，辞去了国学院院正职务。临行前，慷慨解囊，捐献了薪金九百元(大洋)，资助学院办学。
    回到家乡名山后，又以多病之躯担任县教育会会长和本县第一任高等小学堂校长，最后于1918年卒于任上。
    吴之英去世后，名山学校师生和乡人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许多文化名人也赶来悼念吴之英。素车白马，幛联林立，极一时之盛。
    由于吴之英对名山的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21年时，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湘甚至还专门派人送来一块“通儒硕学”金字匾，以褒奖吴门之后。
    2004年4月15日，在吴之英众多后人的努力下，著名学者、经学家、书法家吴之英纪念馆及碑林在他家乡名山县车岭镇几安村落成。吴之英碑林筹委会先后收到北京、上海、重庆、山东等20个省市以及美国、韩国、日本书画家、诗人、联友捐赠资金和惠赐佳作400余件，镌刻石碑150余通，篆、隶、楷、草诸体皆备，专家与群众文化相结合，为名山的文化建设构建了一道独特的艺术风景线。
“吴之英是名山人民永久的骄傲！名山几百年才出这一个‘高级秀才’，并且出在那么偏僻和封闭的吴沟，这是值得研究的事情！”名山县退休老干部蒋昭义先生说。
    他说，在吴之英的著作中，有很多经典的东西，是颠扑不破的。而且忧国忧民的吴之英之所以会接受新思想，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深刻影响了他。“吴之英在名山、在雅安，和在全四川及整个蜀学界有那么好的口碑，应该把他作为名山的一张文化牌打出去！”
    据了解，今年5月20日上午，纪念蜀学大师吴之英诞辰150周年诗歌朗诵会暨书画展在名山县举行，有近200人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活动还收到诗、词、联、赋350余件。
    吴之英的第四代后裔吴洪武说，目前他们希望能够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将吴之英的著作出版出来，成立一个吴之英研究会，以深入研究吴之英的学术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
    策划团队：李国斌 钟春燕 傅小婷 罗光德
    文字执行：罗光德
    图片拍摄：陈俊 李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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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英著述等身

    
    吴之英一生著述较多。他不仅是古典蜀学的集大成者，对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的9部有研究著作，更是古典蜀学的“终结者”，在新学兴起和传统国学之间，见证了它们交替性的变革，并给古典蜀学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1918年他逝世后，他的次子吴铣等鬻产并集资，于1919年至1920年冬，选取编刻成《寿栎庐丛书》10种73卷，约200万言刊行于世。包括《仪礼奭固》、《礼器图》、《礼事图》各17卷，《周政三图》3卷，《汉师传经表》1卷，《天文图考》4卷，《经脉分图》4卷，《文集》1卷，《诗集》1卷，《厄言和天》8卷，均由吴之英的弟子颜楷奉题书名。
    此外，已散失的著作有《诸子矞卒》15册，《中国通史》20册，《公羊释例》7册，《小学》4册，《以意录》4册，《蒙山诗钞》l册，《北征记概》l册。
    《四川通史·吴之英及其寿栎庐丛书》记载：“吴之英不愧为四川历史上在振兴蜀学和传统文化研究上有杰出贡献的爱国学者。”

吴之英题写
保路运动纪念碑铭

    成都市人民公园内西边，有一座高耸入云的碑塔，巍峨雄伟，蔚为壮观。碑塔四面，是由当时四川四位有名书法家赵熙、颜楷、吴之英、张学潮各以不同字体书写的十个大字：“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镌刻苍劲秀逸。这个纪念碑就是1911年四川人民引为自豪的“保路运动”历史见证。
    据了解，这座方型碑塔，高31.85米，碑座四周，塑造有铁路火车浮雕图案，并注有“民国二年建造”字样。纪念碑建成后，吴之英被推荐在碑上题字。而他则很快就把字写好了，并交给来人送到成都，对于送来的500两银子“润笔酬劳费”，吴之英却分文不肯收取。
    如今，这座丰碑在成都人民公园已经矗立九十多年，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