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江区文化馆，我们看到了两块“镇馆之宝”的文物，一块据说是元代的雕版，描绘了洪江古城的繁华：河面上拥挤着密密麻麻的商船，颇有“东去巨舻摇橹下，西来小艇扬帆过”的景象；岸边则是修饰精美的码头和栈桥，城内的店铺屋舍，无不雕梁画栋，精美至极，城内人群更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倒也有几份“清明上河图”的气度。

    另一块则是光绪15年的《洪江街市全境图》的木刻雕板，除却“七冲、八巷、九条街”的古城布局清楚了然，而特别标注的水码头竟有28个之多，还有大量的会馆，商船，店铺……由此可以想象，当年的洪江是何等的兴盛和繁忙。

    320年前，也就是清康熙26年（公元1687年），一位叫王炯的外乡文人途经“烟火万家，称为巨镇”洪江时，就被这里的繁华所震撼。他在《滇行日记》里，用“商贾骈集，货财辐辏，万屋鳞次，帆樯云聚”来描述他对这个地处偏远湘西的“边城”印象。

    便是到了1940年，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沈从文先生，旧地重游时，在《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份》里也是带着十分欣赏的口气描述：“由辰溪大河上行，便到洪江，洪江是湘西的中心……通常有‘小重庆’的称呼。”把洪江与汉口乃至当时的国都南京、陪都重庆相类比，足见当年洪江的繁华不可小觑。

    洪江为何有这等兴盛？这得益于它重要的地理位置。洪江位于沅、巫两水交汇处，上扼滇、黔之咽喉，下开洞庭、长江之航道，被称为“五省通衢”。洪江因其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将西南山区的木材、桐油、药材由此经水道运至汉口、上海转销海外市场；从沿海运回的食盐、布匹、百货则散往湘黔桂滇边远山区，是大西南走向世界的第一站。几百年来，洪江商贾云集、店铺如林，千帆竞发，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幅视觉直观的“清明上河图”。

    到过洪江的人，踩踏着那长长的，留着岁月足迹的青石板，任谁突然“闯”入这古朴凝重的城阁之中，都忍不住会期望透过那沅江、巫水散不尽的迷雾，任时空错落，去复活那座曾经阅尽繁华的古商城——

    晨曦微露，随着雄鸡的第一声啼鸣，一扇扇油亮的黑漆铁皮大门次第打开，散落于洪江古城内的成百上千所钱庄、报馆、学堂、作坊、店铺陆续开始操持起一天的营生来，吆喝声、叫卖声汇合成的声浪又预示出了一天的好光景。

    远处，沅江河面上是大大小小，南来北往的商船；岸边是气派豪华的码头与风雨栈桥；城内屋舍雕梁画栋，人群更是熙熙攘攘，景象实可与《清明上河图》相媲美。

    突然，鞭炮声响起，临码头的水域桅杆林立，一番忙碌的景象，大批的桐油、布匹、木材被装上船，摆开了千帆竞发的态势，下游不远的河湾里，编排好的木排盖住了河面，船头上、木排上，手持三柱香的老板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虔诚，对着江天跪拜。拜毕，号子骤起，水波上涌，一张张白帆、一块块木排便离岸而去。

    黄昏来临了，熙熙攘攘的繁华伴随夜色的降临迎来了最高潮。这时，成百上千栋窨子屋里的灯都打开了，灯火通明；各具特色的酒楼、茶肆、烟馆、客栈生意兴隆；戏班正在唱着流行的京剧，时而引来阵阵喝彩声；城区西南角一条叫余家冲的地方是红灯区，红色的灯笼泛着脂粉的气息。各路商客、士绅和阔少便踏进了各自的去处，夜色里弥散着淡淡的鸦片烟雾、浓浓的酒香或者是软软的歌女卖唱的小曲声……整个山城沉醉于奢靡之中。
    这是洪江前世生活，500年夜夜笙歌，天天如此。

    洪江商业兴盛的三大支柱产业是木材、桐油和鸦片。
    在这片“南蛮荒夷”之地，大自然给予了特别的恩宠。在沅水周边的湘西、黔东南、桂西北等地，群山葱郁，气候温润，所产木材挺拔坚实，是中国传统建筑里梁柱椽檩的优质材料。明清以来，苏、杭、沪、汉等各大城市相继兴起，木材量需求巨增，地处沅水和巫水两江交汇的洪江有许多避风防洪的天然良坞，最适于排筏停泊。于是，各地木商纷纷将采自深山的西南木材下沅江，入洞庭。日久天长，明初设立的洪江驿站，也就“遂成西南木市，烟火日盛，街肆始有城廓风范”。

    现今已近古稀，祖籍湖南邵东的杨培成老人，是昔日木材大户杨义斋的儿子。他曾亲身感受过当时木材生意的情景。他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杨家每年都要往南京或上海放一次排。木排一般长9丈、宽两丈，厚3－5层。老人说，“洪江商人放一次排，多的时候要请10多个排工。最关键的是，老板要请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文管事，一个武管事。武管事主要在河边照看档口，约请排工，谈妥价钱，一路上指挥航行；文管事就像一个帐房先生，负责检测木材的质量、长度和规格，并管理排工的后勤。”

    木排多的时候，“见排不见水”，洪江两岸甚至不用渡船，可以直接从木排上走过去。由此可以想象当年洪江木材市场是何等的兴旺。

    洪江商人对于生意的野心，当然不仅局限于木材的简单交易，他们更善于利用大自然的恩赐，以朴素的商业意识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始动机，对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创造性地积累财富。洪油产业的兴起和壮大，便是最好的例子。

    洪油可防腐、防蛀，是木房、船舶、农器具的优良涂料，自明清以来，江浙及闽粤沿海的船只都需要桐油，洪江桐油凭借油质上乘，产量丰富的优势，遂走俏东南沿海市场，甚至转销到海外，逐渐成为洪江三大支柱产业之首。《中国实业志》洪油业里记载道：“鼎盛时期，同业有十六七家之多，输出桐油达二十万担以上，值七百万银元。”

    洪江的第三大支柱产业便是烟土。如果说“油木兴，市场旺”还是洪江健康的发展时期，那么自清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1864年)烟禁大开后，洪江便多了几份畸型的繁荣和尴尬的富有。当初，清廷为筹措镇压农民起义（黔苗首难）的军费。特地在洪江增设“厘金局”，光明正大地开征烟土税。“于是黔南之土药络绎道途，修业而息之，居然与材木膏油相埒。”

    清政府的“大开烟禁”政策，可谓贻祸连连。到了民国时期，鸦片“短平快”的暴利，不但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军阀争夺洪江的欲望，也严重影响了洪江的城市风气，并给洪江带来了隐性的灾难。在陈汉章割据洪江期间，烟土运销是肆无忌惮，当时仅输出贵州烟土平均每年达3万多担，最高时，洪江烟土征税竟占全省烟土税的 45%以上。而到了1931年，湖南省主席何健派四路军总指挥第一监护大队驻防洪江，更是变本加厉，专司鸦片武装押运，捞取了不少“造孽钱”。

豪门霸气
窨子屋里的商贾传奇

    查验一座城市的富有程度，房屋建设也许是最好的采样标本。而洪江密麻麻的窨子屋便是洪江商人最好的财富证明。那里头蕴藏着金钱，蕴藏着骄傲，蕴藏着贸易吞吐的海量和商场运筹的气度。

    当我们徜徉在古商城幽深的小巷时，每走进一座窨子屋，总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大开大合的开阔胸怀、一种天高地阔的豪迈气概。

    这些粉墙黛瓦的窨子屋，多是三进三层或两进两层，整体建筑飞檐翘角，面阔门敞，兼具徽派建筑风格和沅湘本土特色。站在院中，仰望那藏风聚气、吸阳滋阴的高大天井，总会叹然觉得这样挺拔的巨宅，必须要有同样挺拔气度的主人才能相配。也自然会遥想当年这一座座宅院里曾经上演过怎样动人的财富传奇。

    洪江是一座地道的商城，体现在建筑形式上的明显特征那就是设计上不拘一格，功能上商住两用。窨子屋的门窗设计、墙基走向，多是因地就势，从考虑实用的角度出发，非常注重空间的合理利用。譬如做商行用的大多是高大的三层封闭式建筑。一层是店面，高大宽敞；二楼梁密板厚，多是通达的仓库式结构；三楼则是居家休息的地方，真不失为既可安居，又能乐业的好办法。

    也许正是经济富足带来的自信气度，或是缘于商业竞争或富商攀比的心理，窨子屋的修饰往往极尽雕饰之能事。飞檐脊饰造型精巧，窗棂栏栅雕梁画栋，便是廊阶，也要一律用平整的青石板铺成，精美异常。而最有特色的就是消防用的太平缸，上面无不精雕细琢着精美的图饰。高家书院里有一个六角形的太平缸，每一面都精心雕刻着漂亮的诗词和生动的花鸟，加上缸里养鱼植萍，倒也平添了几份风雅。据说这个造型奇特的太平缸造价不菲，当时就了花了两百块大洋。

    而洪江最舍得在房舍上花钱的，还要数大富豪刘永泰。这个当年的洪江首富几大行业均有涉足，什么赚钱他贩什么，他也贩卖鸦片。据说当时搬运鸦片装船的队伍从早晨六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鸦片卖出之后，换回一箱箱大洋，晚九时后，“全城满是叮叮咣咣倒大洋的声音”。

    也许钱赚得太过容易，他也太过乐观，所以对于花钱，有着“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爽”。据刘家后人回忆，当年他花巨资为自己修建了奢华的两进三层的巨宅，单是招待客人的抽烟（鸦片）室，就足以同时容纳十几个人吞云吐雾。由此可见房间规模之大，生活又是何等的奢华。

    然而，与他相比，老天爷也显得非常“豪爽”。1934年的正月初一，一场大火就把刘家的深宅大院吞食得干干净净。一切的奢华、绚丽和荣耀，均在大火中灰飞烟灭。当刘永泰的后人刘辉武老人给我们讲述祖辈的浮华传奇时，不禁油然想起孔尚任《桃花扇》中的曲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如今刘家的豪宅，已经连个遗迹都没留下，想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而在古城，最恢宏、最豪华的建筑还要数会馆。譬如太平宫（宝庆会馆），单是由整块巨石镂刻的牌楼气势便足以撼人。早在明末清初之际，外籍商人为联络族谊之情、维护同乡利益各成一帮，便相继在洪江设立会馆。到民国最为鼎盛时期，洪江共接纳了来自全国20多个省县的商贾游客，会馆也发展到近130家。在我们采访过程中，古城的老人回忆说，当年会馆最豪华的要数靠贩鸦片起家的贵州会馆，会馆里的柱子都是整条巨石制成，非常气派，门楼更是雕龙画凤，精美异常。

    建国后，这些或是商行，或是巨宅，或是会馆的窨子屋，都统统收归国有，每一栋都住进了十来户人家。经过上百年风雨的剥蚀，房屋虽有几份落寞，可也透出许多古意和神秘，让人对它曾有的荣光和传奇充满无限的遐想。

外圆内方
洪江商人的经商之道

    洪江商人的成功，除却占尽“天时地利”外，亦与他们聪明的经商头脑有关。我们讲究“外圆内方”——做人要讲原则，做事要讲变通。尊重经商规则和商道，但在实施过程中又讲谋略。

    首先，洪江商人的过人胆识实在令人称道。
    洪江是一个纯粹靠商业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据清代县志载，清代时全城3.76万人，就有1.5万人经商。在中国传统社会架构里，这绝对是一个异类。

    在历代统治者眼中，由于它只是湘西边界的一小块“蛮荒”之地，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少有中央政权和官僚体制对它的“教化”，于是，这块土地也就相对更加自由和开放。庞杂的商业贸易、巨额的流动资金以及有序的市场环境，使得这里充满无限机遇和可能，洪江成了一个淘金者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

    对于那些奋斗者来讲，洪江就是他们的“取材之地，谋利之场”。正如洪江许多家里摆放的太平缸上所雕刻的“鱼龙变化”文图暗示的那样，许多人都渴望着“鲤鱼跳龙门”的命运裂变。

    洪江允许，也鼓励这样的奇迹发生。于是，在同乡成功的感召下，在洪江模式的激励下，“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便成了许多人的追求。已有78岁高龄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