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大狱”案震撼着徽州大地，同时震撼着徽州商人，这让徽州商人更加明确了结交官府是商业经营之道这一信念。

    婚姻有时候并不仅仅是婚姻，或许会是一种政治行为。

    徽商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为了达到与官僚联姻的目的，徽州商人是不惜代价的。《二刻拍案惊奇》就记叙了明代扬州一位徽州盐商的义女江爱娘嫁给朝廷韩侍郎做偏房的故事：

    “……韩府也叫人看过，看得十分中意。徽商认做自己女儿，不争财物，反陪嫁妆，只贪个心满意足。韩府仕宦人家，做事不小，又见徽商行径冠冕，不说身价，反轻易不得了，连钗环首饰，段匹银两，也下了三四百金礼物。徽商受了，增添嫁事。自己穿了大服，大吹大擂，将爱娘送下官船上来。”后来，“那徽商（被）认作干爹，兀自往来不绝”。

    这段文字将这位徽商“贪个纱帽往来”的心态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

    虽是小说，但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徽州商人称雄商界数百年，大红大紫，大起大落，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势力往往左右着徽商们的商道。

    明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朝廷准备出兵援助。

    为了此战，有商人自愿为朝廷捐输白银30万两，这让万历皇帝非常高兴。

    此人名叫吴养春，是徽州商人，拥有2400亩黄山林场。

    许承尧在《歙事闲谭》第10卷中追记：“吴养春上疏愿输白银，万历帝笑纳，特赐守礼为‘徽仕郎光禄署正’、时佐为‘文化殿中书舍人’，吴养春、吴养京、吴养都、吴继志、吴希元兄弟也同时被受殊荣。”

    吴养春一门世居歙县丰南村，也就是今天徽州区的西溪南。这是一个著名的徽商故里，明清两代涌现了大批的徽商。吴养春一家，既是闻名乡闾的书香门第，刻书、藏书不计其数，又是万历、泰昌、天启年间称雄两淮的大贾，“盐、典、钱庄、珠宝、丝绸、木材”无所不备，家资累万。然而，令吴氏一门没有想到的是，富裕带给他们的，最终竟是一起“黄山大狱”冤案。

    守礼、时佐死后，吴养春兄弟为继承祖业拆产，意见分歧，对簿公堂，留下了一审未结的隐患。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

    吴家的财富引起魏忠贤眼红，魏以朝廷“皇极、中极、建极”三殿工程之需为名，力行敛财肥私之实，唆使吴家佣人吴荣罗织罪状，制造冤案，嫁祸吴养春兄弟。吴荣所指控的吴养春“罪状”：一是为富不仁，霸占山场；二是对朝廷大工伊始，采取黄山生材应急，胆敢派遣家丁入京打点，停伐生材；三是私立书院，招朋纳党，结党营私……天启六年八月，由北镇司奉旨“对黄山山场二千四百亩经管人吴养春罚脏银六十万两和对山场木值银三十二万两一并没收。工部着差会同府县，如数追解，以助大工。如有隐匿地、抛荒地未收册者，查出升料，尽归朝廷。”不明诬陷真相的吴养春，自以为继承祖业未曾犯法，无非朝廷敲诈钱财而已，于是便不惜代价找人疏通关系，以挽救当前之危难。岂料，同年十二月，工部营膳司主事吕下问奉旨来徽州“办案”，下令通邑富户清查承买山地、山木之数，限期缴纳银两；并宣布吴养春兄弟被钦点为“罪犯”，由锦衣卫捉拿关进北镇司大狱。自此吴养春兄弟不仅万贯家财丧尽，而且被关狱中的亲族8人，仅剩3人生还；其妻汪氏投环自尽，两儿女也自缢而死，老母同时气绝身亡。

    今天的西溪南，当年吴氏家族的风光不在，昔日的荣耀只能到那风景如画的黄山上去寻觅了，而冤屈和悲伤全刻进了石头。有一块隐匿在墙角的石碑是在徽州区潜坑村发现的，斑驳的石碑上，字迹隐约可见。宣纸揭开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吴氏一门含冤而去的悲惨一幕。

    “黄山大狱”案，尽管最终真相大白，但是，“黄山大狱”让徽州商人清楚地意识到，只有逢迎、依附、仰攀封建政治势力，才能在忍气吞声中求得发展。

    所以，徽商较之其他的商帮，更加依附于官府。

    歙县为徽州府所在地，从这一地域走出去的商人大多经营盐业，徽州人染指盐业经营，最早是从明初朱元璋实行的“开中制”开始的。

    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正月，乾隆皇帝准备第六次下江南。

    两淮盐政伊龄阿奏称：“据淮南北商人江广达等呈称，恭逢翠华南幸六举时巡，商等情愿公捐银一百万两以备赏赍之用。”

    乾隆硃批道：“不必复经伊龄阿，于山东泰安行在面奏。”

    这就是说，皇帝要亲自会见一个做生意的商人了，这在当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乾隆皇帝要接见的商人江广达，就是盐商江春。江春，字颖长，号鹤亭，是歙县江村人。徽州江姓，为名门望族，谱称“济阳江氏”。济阳江氏入歙是在唐文明间，遭遇黄巢战乱，由中原适居至徽州。在徽州，几乎各县都有江姓家族，如歙县江村、旌德江村、婺源江村。今天，在江春的故里江村，那印记了岁月痕迹的残垣断壁，似乎在告诉人们江春曾经拥有的荣华富贵。

    民国《歙县志》中记载：“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为兴盛焉。”盐业贸易为歙县人所擅长，也是徽商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宗商品。

    徽州人染指盐业经营，最早是从明初朱元璋实行的“开中制”开始的。

    明把元推翻之后，元朝残余势力退到蒙古沙漠地区。明王朝为了稳定边关，在北方建立了9个军事重镇。根据边防军事需要，朝廷凭借所控制的官盐，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招商，把内地的粮食、服装运到边防，然后按价给盐引。商人运多少粮食，官府相应的给多少盐引，然后凭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这就是“开中制”。

    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当开中制推行之时，徽州商人挟资北上，开赴西北九边，纳粮开中。然而，距离边塞遥远的徽商，依靠纳粮办引来行销食盐，自然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所以，这一时期的徽商在盐业经营中还处于劣势。

    到了明朝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纳粮办引的商人可以由别人代为支盐行销，这样盐商中就有了边商、内商之分。所谓内商，就是凭盐引在内地贩盐；所谓边商，就是在边疆那边纳粮办引。为避免远距离北上与山陕商人抗争，徽商大多数选择充当买引销盐的“内商”角色。资金不断增多的徽商可以在当地纳银购银，业盐牟利，经营盐业的徽商便越来越多，原先赴边买引硝盐的徽商也纷纷南下。而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徽州商人利用靠近两淮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已经具备的经济实力，纷纷迁徙扬州，经营盐业。在这股盐商转移两淮的初期，西北山、陕商人在扬州的势力要超过徽州商人，嘉靖时，山陕商人在扬州有数百人，此后，徽州盐商的势力日渐增大，万历年间已居山陕商人之前。据统计，从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移居扬州的客籍商人共计80名，其中，徽人60名，山、陕商人各10名。

    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为了疏销积引，首先在淮南推行纲法。将持有旧引的商人分为10纲，编成纲册，注其姓名及所持引数，每年依次以1纲行旧引，9纲行新引；每年派行新引时，都以纲册所载各商持引原额为依据，册上无名者不得参与。后来其他盐场也陆续推行纲法。这样，纲册刊印后交于众商据为永久窝本，可以世袭继承。原来两淮、两浙盐商中持有旧引最多者就是徽商。随着纲法的推进，他们把持两淮、两浙盐业的特权便被固定下来，成为累世专享盐利的特权商人。

    纵观明清两朝盐法的屡次变革，可以发现，每一次盐法的变革都朝着有利于商人的方向演变，而开中折色的推行则为徽商经营盐业开了绿灯，从此经营盐业遂成为徽商牟取厚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

    江春在担任总商的40余年间，乾隆六次下江南，为江春表现自己以及徽州盐商更进一步的与官府缔结良好关系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江春的祖父江演于顺治初年来到了扬州，“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中的中坚人物。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盐区总商之一。

    江春出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因为父亲的早逝，在他19岁的时候袭任总商。《歙县志》人物传中特别提到了江春：“练达明敏，熟悉盐法，才略雄骏，举重若轻。”

    乾隆十六年首次下江南，江春率汪廷璋、黄履暹、洪征治等总商在蜀冈御码头接驾，四总商皆徽州歙县人。

    乾隆二十二年，江春筹资，在天宁寺兴建行宫，并将瘦西湖北边的江园献为官园迎驾。

    江园改名为“净香园”是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下江南的时候，这一次，乾隆临幸江春私宅“江园”，高兴之余，赐名“净香园”。

    三十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这一次，瘦西湖畔留下了神奇故事。

    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下江南，江春率两淮盐商在熙春台为乾隆祝七十大寿，后人将这一盛世大典称为“春台祝寿”。此次，乾隆游览了江春东园。

    四十九年，第六次下江南，乾隆再次临幸江春东园、康山草堂，并且面赐江春七龄幼子江振先“金丝荷包”。

    在这一系列的迎驾活动中，江春竭尽心智，参与谋划。他的办事能力，惊动了朝廷。据说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他们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广达”是江春行盐的旗号，过去，名以旗称，所以人们又称呼江春为江广达。

    在两淮盐商同最高统治者的关系中，江春算是—个代表人物。

    江春最感荣耀的事，是乾隆帝两次“赏借”给他五十五万两帑银。所谓帑银，用盐商的话说就是“万岁爷发的本钱”。尽管帑银是要还的，但获利还是很多。更重要的是皇帝给了他那么大的面子，仅这一点，就使得名士袁枚也要为“诰封光禄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写一篇《墓志铭》了。

    那么，盐的利润究竟有多大呢？

    康熙时，郭起元说：“臣在江南仪真、通州等处见鬻盐，每觔制钱二三文。至江西、湖广者，民间买盐每觔一二十文不等。”

    道光时，陶澍说：“盐场每向卖制钱一二文、三四文不等”，而汉口盐价“每斤需钱四五十文，迨分运各处销售，近者六七十文，远者竟需八九十文不等”。

    由此可知清朝前期盐的收购价格几乎没有变化，而盐的销售价格却扶摇直上。盐的购销差价不断扩大，表明盐商和官府所攫取的盐利在不断增多。

    清初，淮盐每年行销140万余引，后增至190万余引，每引由200斤增至400斤。如果以每引300斤，销盐1斤可获利30文统计，那么行盐1引，就可获利纹银9两。以淮盐岁引140万引计之，当有1200万两之利。

    如此高额的垄断利润，自然对徽商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所以江春，以及其他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们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地结交政治势力，甚至巴结皇帝。这种情感的投资，精明的徽州商人比任何商帮的商人都要大得多。这种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你来我往，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徽商大贾很快由明朝“藏镪百万”发展至清朝的千万财富，财力几乎增长了10倍，有不少人封官晋爵，成为红顶商人。

    徽州的“红顶商人”，最著名的当属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出身寒门，历经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乱世岁月。

    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馀堂”，这句广告语闻名遐迩，反映了杭州胡庆馀堂国药号声名之隆。

    杭州胡庆馀堂创立于清同治13年，胡雪岩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为什么要办一家药堂呢？“医者，是乃仁术也”，高大的青砖门楼上镌刻的“是乃仁术”四个字，昭示了胡雪岩创办胡庆馀堂的动机。

    胡雪岩钱庄学徒出身，并不熟悉药业。然而，他深知这个大药堂经理人选之重要，因此在上海《申报》等报章上刊登广告，招聘经理。

    一天，国药号筹建处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求见胡雪岩。见到胡雪岩后，他就掏出一把算盘打了一通，声称自己精于算计，如果当了经理，保证两年内可赚10万两银子。胡雪岩一笑谢绝了。

    几天后，又来了一位应聘的小店老板。他的经营经验是以稳求胜，先赚小钱，再赚大钱。

    胡雪岩笑笑说：“我不是小本经营。”

    又过了几天，有人偶然向胡雪岩提起，江苏松江余天成药号的经理兼股东余修初很有魄力，但因资金有限，余天成只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家药号。

    胡雪岩立即亲去松江登门求教。

    余修初侃侃而谈：要成大气候，办大药业，就必须不顾血本，以大资金投入创办药厂、药号、药行和门市一条龙。其次，办药业者，须以“仁术”为先，不应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如此，上天才会给以回报。否则，不如去多开几家当铺、钱庄更易赚钱。

    胡雪岩一听大喜，当即以重金聘其为胡庆馀堂第一任经理。

    胡庆馀堂开张不久的一天，接待了一批从湖州来杭州烧香的香客。香客们叹息说，近年因战乱民不聊生，瘟疫大起。胡雪岩听后，送给他们每人一瓶辟瘟丹和大包的痧药，另外又托他们将药送给那些无钱治病的香客。同时，胡雪岩决定，派伙计到水陆码头等交通要道向百姓免费赠送辟瘟痧药3年。店内伙计对胡老板如此大方甚为不解，余修初笑道：是乃仁术也！

    胡庆馀堂里挂有许多的牌匾，诸多牌匾中，印象最深刻和难以忘怀的莫过于“戒欺”匾。

    “戒欺”二字由胡雪岩本人在光绪四年时亲自写就。

    “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在这种情况下，“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成为药店生产最基本的要求。“大补全鹿丸”是胡庆馀堂的特色补品，需用鹿身上30多种珍贵药材。为了保证“修制务精”，胡雪岩在杭州涌金门外专门建了一个鹿园，圈养了一群鹿，成为当时西子湖边的一个独特景点。而制作的过程更为讲究，选“黄道吉日”，众伙计抬着披红戴绿的鹿，敲锣打鼓，游街一圈，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宰杀，一方面显示“货真价实”，另一方面又为胡庆馀堂做了一次活广告。

    诚信为本，从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徽商们笃信并践行这一商业信条，徽商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雄踞中国商界达30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