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关，一座被历代诗人反复咏叹过的关隘，响亮的名字源于那条玉石之路。

当年统治新疆地区的是一个叫鬼方的部落，在这个地区，蕴藏着中国最丰富的玉石矿产。

就这样，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在商代甲骨文的记载中，专家找到了关于商王朝征讨玉石的文字。

一片甲骨上记载着“取玉”的内容，而一片甲骨则记载了“征玉”的内容。

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杨伯达介绍说：他为什么跟鬼方打仗，打了3年，你想古代人连续打三年这个仗，非打不行的，他为什么？我的分析就是为了取玉，我估计鬼方不进贡，因为玉是宝贝，鬼方不给他进或者进的少，冲突就起来了，非把你鬼方打垮了，打垮了他就可以随便往外拿了。

战争持续了整整3年，鬼方部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条延绵数千公里的特殊通道就此打开了。

这之后，从昆仑山上开采下来的玉料通过这条特殊的玉石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它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玉文化最根本的物质前提。

玉料的充足供应，也使商王朝的玉文化走向了兴盛。

据专家考证，玉门关是新疆和田玉料进入中原地区的第一个关口，它的位置在敦煌以西，汉代的时候，朝廷派兵驻守，并正式定名玉门关。

古代玉石经过玉门关后，还要两次东渡黄河，最后到达雁门关。

雁门关是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分水岭，也是玉石之路进入中原的最后一个关口，一旦越过这个门户，新疆玉石就算真正进入了关中地区。

这条延绵数千公里的玉石之路的终点，则是商王朝的都城。

一个创立了辉煌青铜文明的古老王朝，在它统治的数百年时间里，同时也创造出了当时最辉煌的玉器文明。

这是古老中国从史前文明进入王权社会后，古代玉器文明的第一个巅峰。

在那个由王统治的时代里，古老的玉器虽然依旧散发着神秘的光芒，但它已经不再是原始部落神秘巫术的象征，它的主人也不再是当年的部落首领和巫师，王的权威让这些古代玉器承载了最为神圣的含义。

在新的时代里，王的权威开始在玉石上彰显出来，玉石也不再只是一种美丽的石头，在王的手中，这是他们专门享用的圣物。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于明介绍说：这个玉只限于在王公贵族阶层使用，不能到平民百姓中使用，所以从使用玉的时代讲叫“王玉时代”。

从1928年殷墟的正式考古发掘开始，那些王权专有的玉器便不断出土，但它们最为惊人的一次面世，是在1976年。

1976年的春天，由郑振香、陈志达夫妇带领的殷墟考古队在做日常的地面清理的时候，不经意间的发现却改变了他们的计划，而这也意味着一部古代玉器的文明史也因此而改变了。

在此之前，虽然在殷墟的历年考古发掘中都有不少的玉器出土，但在人们看来，商王朝只是一个青铜文明的王朝，史前辉煌的玉器文明像“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发展到商代，似乎有渐渐消隐的趋势，但是，这一切的猜想都因为一座墓葬的发现而完全改变了。

在考古小组经过仔细的探测之后，一个墓葬的雏形出现了，在发掘工作进行到5月16日这一天的下午，考古队员的探铲打到了古墓坚硬的夯土层上。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志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样子一来，就确定它是一个墓，但这个墓究竟有多重要，能出多少件东西，谁也讲不清楚。

这是一个奇迹——人们遇到了殷墟第一座没有被盗墓贼光顾过的宝库。

不过，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很壮观的墓葬，深约8米，总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人们在挖掘墓葬的填土时，琳琅满目的遗物就不断地出现。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郑振香回忆说：当时没有下脚的地方，就是说地上全是东西，脚都没处放。

清理完6层遗物，很快就进入了墓主人的棺室，这里是一个玉器和铜器的世界，由于数量太多，人们不得不用水桶和竹筐装了往上送。

陈志达研究员回忆说：那个水桶啊，一桶一桶提上来了，因为没办法挖，都是泥浆里弄出来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代玉器的宝库，在这个总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的墓葬中，一共出土了755件精美的玉器。

它的主人是商王的妻子妇好，这位生前得到商王恩宠的女人，死后也拥有最豪华的陪葬。

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中，有妇好生前使用的化妆用品，身上的佩饰，还有玉礼器，它们不单是精美的装饰，更重要的是神圣王权的象征。

大型的玉簋是当年最贵重的一种玉礼器，在神圣的祭祀仪式中，它们会被摆放在显要的位置，而长达半米的玉戈，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军事统帅权，即便是精巧细小的配饰，也同样是王权的代表，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平民不能拥有玉器，这些玉器的主人只有一个，那便是商王朝的王室贵族。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王室的专属品，它们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玉器本身，它留给我们的是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而专家们的读解也总有新的发现。

妇好墓中出土的小玉人，在专家看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让后人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祖先的模样。

陈志达研究员介绍说：你把一个人都雕刻出来了，那么他的头饰是怎么样，发式怎么样，他的衣饰怎么样，穿的什么衣服，穿了什么鞋，什么腰带，这都是很重要的资料，因为在文献上这些是找不到的。

出土的十几个玉人，每个人的造型都不相同，上面的穿着和发式也各具特色。每件玉人的姿势给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

这些玉人大多双膝跪在地上，臀部依靠着脚后跟，这种坐姿古人称为“跽坐”。它是在椅子凳子之类的高型坐具出现之前，古人最通行的一种坐姿，直到今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和韩国，还沿袭着中国古人的起居习俗。

古人的发式和着装也非常独特，当年，一个电视剧组为了拍摄《封神演义》的故事，专门请陈志达先生审核了演员的服装和发式，而其中的依据就是商代的这些小玉人。

而当年沈从文先生为了撰写《中国古代服饰史》，也专程到考古所研究这些小玉人。陈志达研究员回忆说：他一看以后，哎呀，太好了，他就怕掉在地上，非常小心，他来参观过的，在考古所的食堂里面我接待他的。

仅仅从玉人反映出的形象上看，商代的先人就有多种不同的发式。

有的头发梳成长辫子，盘在头顶上，有的把头顶中部的头发梳成辫子，绑上发带，垂在脑后，而头顶的四周则留一圈均匀的短发，有的把头发梳成两个对称的发髻。

针对不同的发型，古人还佩戴不同的头冠，它们的作用既为了束发，同时可能也有某种象征意义。

玉人的着装也是各具特色，有的是交领长袖，腰上还围着一道衣带，有的在下腹部悬挂一块“蔽体”，也就是俗称的遮羞布。

专家感到的困惑是，为什么在同一个墓葬中，出土的玉人面貌各异，同时还有明显的年龄和性别的不同，它们的原型都是谁呢？

专家推测，玉人不同的发式和着装，可能和玉人不同的年龄和性别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反映当年不同的社会阶层。

有件玉人头戴头冠，神情倨傲，身上穿着纹饰复杂的衣服，腰上还有一个宽柄的佩饰，她可能是当年的贵族，也可能就是墓主人晚年的形象。

陈志达研究员介绍说：就这个玉人最讲究了，也最好，头饰、冠饰、服饰都是比较好的，我们推测，可能是不是妇好本人的雕像。

而有一些玉人赤着脚，仅仅系着一条遮羞布，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奴隶。

最奇特的是一件阴阳玉人，它的正反两面分别被雕刻成男性和女性的形象，女性的双手放在腹部，男性的双手放在胯上。两个玉人酷似两个幼龄的小孩，他们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陈志达研究员介绍说：这大概有十多厘米，它是浮雕的，一面是男的生殖器，一面是女的生殖器，它没穿衣服裸体的，肋骨、胯骨都有，没有衣纹，为什么说是男女呢，因为它生殖器不一样，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玉人的双脚分别刻出一个短短的榫头，专家判断，这两个榫头是为了便于把玉人插嵌在某种器物上，可能在祈祷生育的祭祀活动中，人们可以供奉祭拜。

在古人的观念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就是一个阴阳合体的造物神，商代的阴阳玉人或许也正是源于这种观念，它可能就是一个代表生殖崇拜的神灵。

同样在商代，在江西的另一座大墓中，还出土了另一种形象的玉人：玉人侧身蹲坐，有宽大的耳朵和鹰勾似的鼻子，下身遍布羽毛状的花纹。

有专家认为，这是鸟和人的结合体，因此又被称为“羽人”，也有的推测源于少数民族的形象。

最奇特的是，玉人的脑后有三个套环，这是一种非常高难度的工艺，玉雕艺人称为“掏雕”。

陈志达研究员介绍说：很复杂，它的套环不能是一个一个套上去的，环都是连着的，好像没有一个缺口可以套进去，它是用整块玉料雕出来的，工艺非常复杂。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于明介绍说：当时能把一整块料，通过横竖两个段面不同的切割，最后，能料动起来成为活环，这在当时是一个技术上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这件玉人的出土，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商代高度发达的玉雕工艺。

在妇好墓中，商代玉工还把先进的玉雕工艺用在制作一些实用的玉器上。

一件像铲子一样的玉器，其实是一个砚台，出土的时候，砚台底部沾满了鲜红的朱砂，这该是出土年代最早的砚台了。

而一件形状像石臼的玉器，并不是加工粮食的工具，它的体形比杵米的石臼要小得多，出土时，臼底也保留了大量的朱砂，专家推测，这是研磨朱砂的工具。

套环形状的玉器叫玉射，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扳指儿，这是古代张弓拉弦的用具，玉扳指儿中间的空心刚好可以套入成人的拇指，而上面的凹槽是勾拉弓弦的。

卢兆荫研究员介绍说：射箭的时候戴在右手大拇指上拉弦，因为拉弦如果不戴一个东西的话，手会很疼的。

在当年，把一件玉器掏制成这么薄是相当困难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件扳指儿的实物，它遥远的年代让后人惊叹于古人的智慧。

在后世的玉雕工艺中，有一种独具匠心的手法叫“俏色”，这是玉工凭借自己独到的艺术眼光，利用天然玉石上的不同色彩，通过巧妙的设计，把天然美与艺术美融于一体的高超技艺，而让人惊讶的是，早在商代，玉工就已经创作出了浑然天成的俏色作品。

在当年，要在一块完整的玉料中，充分考虑颜色的分布和乌龟的造型，需要极其复杂而精确的设计，堪称开俏色玉器先河的珍品。

比如玉牛，它的匠心体现在选料的精确上，玉工利用一块完整的籽料，把高的部分设计成牛俯卧回头的形状，而低的部分则成了牛的臀部，这样既充分利用了预料，又显得自然天成。

在殷墟出土的玉器中，动物型的玉雕极为常见，总数将近400件，动物品种多达30多种。

这些玉雕作品有的极为写实，有的神秘而夸张。比如一只抱着膝盖蹲坐在地上的玉熊，俯卧在地上，警觉地回头的小鹿，口露尖牙，正在奔跑的老虎，翼展开，似乎正在飞行的玉鹰，长颈鹤，弯曲着长长的脖子，似乎正在整理胸前的羽毛，憨态可掬的小象，耳朵伏贴在双侧，卷曲的长鼻正在准备进食。

另外，还有玉马、玉螳螂等作品。

这些精致的肖生玉雕不仅展现了商代高超的玉雕工艺，也给古动物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他们分析，在3000多年前的殷墟地区，当时遍布着大量的原始森林，这里气候温暖而潮湿，是古代动物理想的栖息地，而考古发掘也出土了大量动物的骨骼，有老虎、大象、犀牛等，而这些动物大多也能在玉雕作品中找到相对应的形象。

进一步的研究还有更出人意料的发现，古动物学家还从玉雕作品上找到了古人畜养家禽、家畜的证据。

一只玉兔体态肥硕，它应该是古人饲养的家兔的形象。

一头玉牛的鼻子部位，有一个精确的穿孔，专家推测，商代先人已经学会驯养野牛，并懂得了在牛的鼻孔内系绳放养了。

有趣的猜测是针对一只玉象的，这是一只幼年的小象，它体态憨厚，还没有长出成年大象的象牙。古籍记载说，商代的先人已经学会了捕象和养象的技艺，他们用象来耕地，还组织象阵来作战。专家认为，这头幼年小象的玉雕正从一个侧面说明，商代的捕象、养象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了。

而河南省的简称“豫”便是一个和象有关的古文字，它代表的是古人手持兵器征服野象的含义。

在殷墟妇好墓发掘10年之后，就在商王朝的周边区域，相继迎来了商代玉器考古的两次重大发现。

1986年，在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座大型的祭祀坑，在坑中清理出了多达600多件玉器。

1989年，江西新干市发现了一座商代大墓，墓中出土了100多件精美的玉器。

这两次同属于80年代的考古发现，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于商代玉器文明的认识，它们的面世，证实了在中原商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在今天的四川盆地和南方地区同样拥有杰出的玉器文化，它们共同传承了史前玉器文明的衣钵，并把这种文明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王权时代。

商代末年，又一场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被后世的学者称为“武王伐纣”。

这是周王朝取代商王朝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战争就发生在商王朝的腹地，它的结束却是以一段与玉器有关的文字被记载下来，史籍上说，商纣王兵败之后，决定自焚，他命随从把宫中的玉器层层叠叠堆砌在自己的四周，然后点燃了火把。

这段记载向世人说明，即便在残暴如纣王这样的帝王眼里，玉器也是上天赐予的精华，只有玉器能让他灵魂升天，长生不死。

史籍还记载说，周王朝的军队进入商王都城后，缴获了数以百万计的精美玉器。

不管这样的记载是否曾真实地发生过，但毫无疑问的是，商王朝精美的玉器被传承到了下一代的君王手中，而商代的玉匠艺人也被俘获到了周代的都城里。

让人想象不到的是，今天的考古发现，竟然还为这段史籍记载提供了佐证：在周代诸侯王墓中发现了一支玉戈，在玉戈的手柄处刻有一行文字，经过专家考证，这件玉戈应是商代一位帝王的遗物，在商王朝灭亡之后，它成了周代帝王的战利品。

当历史走到了下一个王朝，中国的玉文化在继承前代智慧的基础上，又有了全新的含义，君王佩戴长达一米多的玉佩，它的长度直到人体的膝盖部位。即使是普通的贵族，也时时刻刻都要佩戴玉器，他们的举止因为玉器的束缚而更为端庄和持重，而玉器最重大的一个变化是源于这个年代的一种学说。

一位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提出了第一个关于玉文化的学说，他说品质高洁的君子要像玉器一样具有上天赋予它的11种品德。

这个学说完全改变了玉文化的内涵，这个关于玉器与君子的论述给后世带来了长达数千年的影响，而这也意味着，一个更为森严的礼制化的用玉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