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印度河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中心地区的文明毁灭后，有的地区还在持续发展。据考古所知，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还保存有发达的印度河文化。如一个名叫罗塔尔的地区，城市建设就有很好的规划，大街两侧的房屋栉次鳞比，地面和地下均有完备的排水设备。这里还发现约200个印章，还有一个造船台。这显然是印度河文明的余辉，或者说是一些幸免遇难者。不过，大概是雅利安人太落后，难以继承这些先进文化。原有的居民又处在被雅利安人驱赶或杀戮的状态下，所以，印度河文明连同它的印章文字就被后来人彻底遗忘了。  
 
三、古印度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性质

    社会经济 雅利安人是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进入次大陆的，由于他们还处在野蛮状态，所以在早期吠陀时代，尽管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意即高贵的人，而当地人被他们蔑视地说成是一种黑皮肤、低鼻子、说邪恶语言的“达萨”或“达休”（男女敌人），但他们的社会经济是十分落后的。这些长于砍杀的游牧人，最初仍以畜牧业为主，他们驯养的动物有牛、羊、马、骆驼和象等，并把牛粪作成饼状充当燃料。后来，他们逐渐以农为主，懂得用两头牛牵引一张犁来耕地，用镰刀收割庄稼，但仍不忘把一部分田地或草地留下来作为牧养性畜的地方。他们也会制作战车、运物车、船、犁及各种家庭用具。金属匠制作各种铜和青铜的工具和器物，也制作各种金银装饰品。铁器也开始出现。不过，从农业和手工业的情况来看，极有可能是从印度河文明的余辉那里学来的，因为这是生活必需品范围，不像印章上的文字，对野蛮人来说用不用关系不大。

    在后期吠陀时代，由于铁器有了一定的推广，这为开发恒河中下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农业上已用重犁耕地。据文献记载，有时竟用24头牛来牵引卧式重犁，为得是深耕。田地里有畦沟，动物肥施用已受重视，并有了一些灌溉系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这是野蛮人的遗风。手工业较前有一定的发展，文献提到的职业比较多，如木匠、铁匠、金匠、珠宝匠、弓弦匠、织席匠、陶匠等，甚至还有制饮料的人、剃头匠、送信人、摆渡人、鼓手等。这表明，劳动分工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商品交换还处在物物交易阶段，不过，也出现了放贷牟利之人。

    列国时代的社会经济有重大变化。首先的铁器使用普遍。农业方面生产水平和产量有较大的提高，水稻的种植相当普及。畜牧业仍然比较重视，各村有公用的牧场。手工业分工更加专门化，文献提到有18种手工业匠人，重要的手工业行业还组织有行会，行会的头人通常都是能接近国王的有势力的人物。列国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商业特别活跃。当时有八大城市，商业在各城市的市场进行，城市之间有商路连接。商人还组成商会，目的是控制价格，谋求厚利。物物交换已被淘汰，交换媒介是银和铜铸成的货币。受人遣责的高利贷和正常的借贷都有。对外贸易也很活跃，同斯里兰卡、缅甸、西亚都有商业往来，商人通常结成商队，由保镖护送，商队的规模也比较大，这表明已有合伙经营性质。但商队的人数文献记载通常不够严肃，如《杂阿含经》中记载居萨罗国有500辆商人货车遇500群贼而免于劫掠的故事。《增一阿含经》中提到500商人入海采宝在岛上被害。此外，文献还提到波罗尼斯城有50豪族，迦毗罗卫国有500叛奴等。显然，这些数字只能供参考。古印度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口述为凭证，书写的则无效。

    孔雀帝国时代，是社会经济繁盛时代。在农业方面，水利灌溉事业较前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尤其是工商业有显著的发展。当时的首都华氏城是帝国工商业的中心，城内设有专门管理工商业具体业务的职能部门。城市的手工业者一般都住在城内的各个街坊，组成同行业公会。国内外贸易都很活跃，通常的贸易商品是王公贵族所需要的贵重纺织品、宝石、装饰品和香料等，矿产品、盐和酒之类的民需品由国王专利。此时，内陆贸易有一条从西北边境通过首都华氏城直达东方的皇路，构成内陆贸易大干线。海外贸易与斯里兰卡、缅甸、西亚、埃及和中国都有贸易往来。有的研究者认为，此时中国的丝织品已输往印度。不过，当时的商业贸易主要是为上层服务的，这歙使城市经济与农村很少发生联系，从而使农村长期处在带有农村公社残余的自然经济状态。

    到贵霜帝国时代，由于该帝国包括了许多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和地区，所以帝国的建立为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帝国又处在横贯中亚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这显然有助于帝国海内外贸易的发展。在迦腻色迦时，帝国西与罗马和安息，东与中国东汉帝国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印度的珠宝、香料、象牙，埃及和西亚的玻璃，以及中国的丝绸、漆器等，在东西方贸易中都得经过帝国领地，这使贵霜统治阶级和商人大获其益。贵霜制造的金、银、铜币在各地的发现，表明当时帝国的商业贸易是很活跃的。
 
    政治制度 也是由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由列国并举时的多样性到统一帝国出现后的单一性。

    在早期吠陀时代，因雅利安人还处在野蛮时代，所以还存在着原始社会所特有的氏族部落组织和军事民主制机构。雅利安人的军事首领称“罗舍”，贵族会议称“萨巴”，民众会议称“萨米提”。

    到后期吠陀时代，民选的罗舍已发展为世袭的君主。文献中提到有“十世相承”的王国，不过，这些小君主虽能世袭，但也有被罢免、重选，甚至放逐的情况，这说明君主的地位还不巩固。萨巴和萨米提两种会议仍存在，这是对王权的限制，也标明此时的政治制度还处在贵族政治阶段。

    列国时代的政治制度呈多样化。16个大国中只有两个是共和国，其余已发展为君主国。16大国以外的小国，则多为小共和国，同时，这些小国的政治机构也形式多样，不完全相同。16大国中，摩揭陀最为强大。文献夸大说，该国统辖有8万个村镇，每个村镇都设有村长和村长领导下的村议会。此时，王权加强，但有五个国王都是靠杀父即位上台的。国王之下，有大批官吏分管行政、司法和军事，还有由村长组成的大议会。摩揭陀国还不断向外扩张，到难陀王朝时，文献记载说有2万骑兵、20万步兵、2千战车、3千战象（还有一说是8万骑兵、8千战车、6千战象、20万步兵），难陀王朝不仅统一了恒河流域，同时也初具帝国规模，不过，这个进程被亚历山大的东侵给打断了。

    孔雀帝国建立后，政治制度由多样性转为单一性。此时，最高统治者国王已集军事、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并开始神化。第三个国王阿育王就自称是“诸神的宠爱者”。《摩奴法典》则宣称国王是带有人的外形的神，如同太阳，眼睛和心燃烧着，地上的任何人不能看他。国王之下设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大臣分管中央各部，地方划分为若干行省，由总督统治，总督多为王子，所以也是家天下色彩。为了强化统治，帝国建有号称60万人步兵、3万骑兵、9千头大象和1万辆战车的军队。此外，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差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维持秩序的手段是无情的，这是一个严厉的官僚政治社会，体现了开国君主旃陀罗笈多的谋臣乔底利耶的名言——“政治学是惩罚的科学”。帝王的生活也极其奢侈。据文献记载，国王行猎时，伴随国王的全是武装起来的女猎手，她们或驾驭战车，或骑马，或乘象，俨如出征一样。在举行某种宗教大典时，宫庭***队伍有用黄金和白银装饰起来的许多大象、有四马战车、有拿着盛满贵重宝石的各种黄金或黄铜器皿的侍从、还有许多水牛和驯服好的狮子和豹子等，国王通常驻被24头大象保护着。王室服务的除侍从外，还有宫女、舞女、歌手、乐师、乳媪、按摩者、看门人等。但帝王的享乐并不是高枕无忧的，国王在夜间常常更换自己的寝室，以防突然事变，这表明宫庭中隐藏着尖锐的矛盾。

    孔雀帝国的君主善于采取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统治政策。如阿育王最初据说是个穷凶极恶的暴君，为夺得帝位，竟诛杀了99个兄弟。他还专门挑选最凶恶的人设立“人间地狱”，任意残害人民。在征服南印的羯陵伽国时，阿育王掳走15万人，战场上杀死10万人，还有若干倍于此的人死亡。但这次战争后，据说他表示忏悔，转而信奉佛教。这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阿育王的统治政策确有改变，即由暴力转为精神征服，如派传教团宣扬“圣法”等。这当然是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统治政策，因为，帝国已建立，继续搞暴力征服已无必要。所以阿育王宣扬仁爱与慈悲，主张宗教宽容，不许各教派互相攻击，他曾明确地说，他关心的不是臣民信仰什么，而是他们的行为和态度。他宣扬非暴力，要求不杀生，甚至规定王室生活应吃素等。阿育王还倡导公益事业，如修路、种树、掘井、建亭等，以利行旅之便。他还改善医治病人的设备，并派官员询察民众疾苦。阿育王是古代有名的勤于政事的帝王，据说他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也舍不得浪费，仍让报告者向他报告国事。为了纪念他的威望，他还在帝国各地立了许多巨大的砂石柱，这些石柱均用整块石头打凿而成，高达40多英尺，是波斯的钟形柱头，上有动物造型，柱上刻有百姓应该遵守的宗教法规。但阿育王的一切努力不可能世代相传，他的后继者们多是平庸之辈，缺乏他的统治才能。所以阿育王一死之后，帝国就分裂了，直至末帝被巽伽族出身的将军包杀。
 
    动荡了近两个世纪的古印度，到贵霜帝国的第三王迦腻色迦时，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又进一步加强。迦腻色迦虽不是印度人，但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同样崇信佛教，并把一批出色的佛教学者招到自己的宫庭，使佛教成为帝国统治的精神支柱。但迦腻色迦也不排斥其它宗教，贵霜帝国的钱币背面有希腊的、两河流域的、波斯的和印度的神像，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或者说他不能不利用各地的神来作为其帝国政治统治的精神工具，不能不采取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不过，尽管他设法缓和帝国存在的各种矛盾，但贵霜帝国依然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帝国，迦腻色迦本人就是死于非命的。

    社会性质 多分裂少统一的古印度是什么社会性质，当然只能从其短暂的统一时代去考察。一般认为，孔雀帝国是奴隶社会，贵霜帝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存在着意见分歧。

    从土地制度来看，孔雀帝国的土地表面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是分三类：一是国家和国王占有的土地；二是僧俗贵族占有的土地；三是农村公社占有的土地。国家的土地是指全国的山林、水源、地下矿藏、无人占有的荒地和农田，这类土地的耕种者对份地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要向国家纳税；国王的土地是指其直接经营的王庄，其收益归王室，王庄上的劳动者是奴隶、雇工、罪犯，这些人不占有份地，由王庄视其劳动情况发给口粮或工资。僧俗贵族的领地也有两种情况：一为封邑，即国王赐与的土地，这类土地可免税，也可继承，但无所有权，不得买卖和转让；二为直接经营的私人农庄，这种土地一部分由自己的仆人和奴隶耕种，一部分交给雇工耕种，这种土地可买卖和转让。农村公社占有的土地情况也不同，一为公有制；二为公私并重，即水源、森林等属公有，份地则分给每个家庭使用，村社社员要向国家交纳赋税。此外，经济发达区也有小土地所有制。

    从奴隶制度来看，孔雀帝国之前是家内奴隶，是小农带着奴隶种地，或小农种地奴隶送饭。孔雀帝国时，王庄和贵族领地有生产性的奴隶。从《摩奴法典》可知，奴隶来源大体分七种：战俘、家生的、买来的、授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