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与此类似的题目——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原日文版，《中国文明の起源》，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对什么是“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在何处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议。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题目下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1987年可举安志敏（注：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陈星灿（注：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和邹衡（注：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为例，1988年可举蔡凤书（注：蔡凤书《中华文明起源“新说”驳议》，《文史哲》1988年第4期。）、李先登（注：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和郑光（注：郑光《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为例。1989年相信在这个题目上的讨论还是接连不断的；《考古》第1期便有童恩正《与安志敏先生商榷》一文（注：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1期。），安志敏回答的文章已准备近期刊出。

    我说这是老问题，因为虽然最近有热烈的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却并不是一个新的题目。在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一套体系充分说明，是不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论题的。但是西方学者很早以前便把中国文明起源当做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近代西方学者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 de Lacouperrie)，他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注："Introduction" to Ethnic History of the Shans, by A.R. Colquhoun. first published 1885, Reprinted 1985, Delhi: Manas, pp.xxi-iv, 此说后详述于氏著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将氏说详细撮述。）。这类中国民族和它的文明西来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注：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1936年，上册，50～57页。）。到1920年代安特生在河南和甘肃发现史前时期的彩陶以后，安氏更指出中国史前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之间的类似（注：J.G. Andersson."An early Chinese culture",Bull. Geol.Soc. of China 5 (1923). no.1. pp.1～68.），于是中国文明西来说更自考古资料获得支持。但是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产生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这时若再说中国史前时代都是一片空白，连人和文化都是自西方输入的，便很难成立了。所以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这种说法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的滨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东亚文明の黎明》（注：东京刀江书院，1930年。）一书中，介绍了安特生根据彩陶而主张的西来说以后，作了如次的观察：

    “那么彩画陶器，或此时的中国文化，何由而发生？换言之，这种陶器或文化，是随从具有这种陶器、文化的人种从西方进来的呢？或者是仅仅其文化技术，受了西方的影响呢？这是当然要发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发现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说，谓这大约是具有和生产彩画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Proto-Chinese)，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入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同是瑞典人语言学者高本汉，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画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人的。……我将安特生和高本汉两说比较，反而觉得高本汉说较善。依我的意思，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注：译文根据张我军译《东亚文明之黎明》，《辅仁学志》（1930年），2号，34～35页。）

    滨田氏进一步相信殷墟时代在中国发达极盛的青铜文化，也是由西方输入的。“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注：译文根据张我军译《东亚文明之黎明》，《辅仁学志》（1930年），2号，39页。）换言之，中国文明史上在当时的考古学上最显要的两个元素，即彩陶与青铜，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而我们可以由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位持这类见解的外国学者的例子是美国的毕士博。他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注："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Eastern Asia".原载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39.重印于 Antiquity xiv (1940),301～316.）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但在他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发现它们都是外来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他说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他的结论：“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不同。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注："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Eastern Asia".原载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39.重印于 Antiquity xiv (1940),pp.315～316。）

    到50年代以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大致便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中国文明包含哪些元素，这些元素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面来的，由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下个断语。有人（如毕士博）说中国文明重要的因素都是外来的，反过来有的学者便争论中国文明若干成分实际上是本地起源的。李济在一篇讨论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批评毕士博的说法，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中至少有三件物事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即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注：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民主评论》五卷四期，1954年，89页。）这种土著与外来成分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主张土著成分占优势，因而中国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东方文明的摇篮，到了何炳棣《东方之摇篮》一书到了高潮（注：Ping-ti Ho, The Cradle of the Eas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University at Chicago Press. 1975.）。

    到了5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考古工作的进展与大量史前与历史时代早期遗物的出土，“中国文化起源”这个论题也就逐渐趋于复杂化。在过去资料稀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全中国当作一个单位来讨论，把不同时期的文化排列起来，就可以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在全国各地出土物增多，而且利用碳素十四方法断代把全国各地文化发展历史初步了解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考古文化是不止一个系统的，于是在7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考古学上便开始了对所谓“区系类型”这个概念的探索。在1981年第5期的《文物》上，苏秉琦和殷玮璋建议把全国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详细划分，并且指出中国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区域来讨论：(1)陕豫晋邻境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注：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课题上，这种区、系、类型的划分是有基本上的重要性的，因为“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也就是说，“很多地点考古文化面貌上反映的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渊源的连续性”，这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注：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说法。民族史学者林惠祥在30年代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早就指出“中国文化盖以上古时华夏系之文化为基本要素，此种文化依次与其他文化接触而吸收之，吸收以后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这些为华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举有黎苗文化、东夷文化、荆蛮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注：林惠祥《中国文化之起源及发达》，《东方杂志》34卷七号，1937年，177～194页。）。

    发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济也早指出“殷虚文化来源的复杂”：(1)一部分的文化显然受过西方的影响，同时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文字、一部分的农业及陶业；(2)一部分完全是在中国至少是东亚创始并发展的，如骨卜、龟卜、蚕丝业及一部分的陶业与雕刻的技术；(3)一部分来自南亚，如水牛、稻米及一部分艺术。“殷商文化只是把这些成分调和起来，加了一个强有力的表现。”（注：李济《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1933年，104页。）这个看法在李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开始》（1957年）一书中又再一次被强调：“商代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代表许多文化源流的融合。”（注：李济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7.p.37.）这种多元的说法，如今可以说是为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类型的分析结果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了，但是新的材料又引起了新的论题，或可以说是使旧的论题复杂化了。根据上引安志敏、邹衡、蔡凤书、李先登等最近的看法，要说中国文明的“起源”，就一定要找到符合文明条件的最早的考古文化，亦即二里头或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在这些位学者看来，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分析是两码子事。

    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一定会随着中国考古材料的增加与研究而有日进的。现在考古材料已积累到一种程度，使得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头绪相当纷繁。下面将这些头绪初步梳理一下，试求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所需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文明”的定义应自史料内部辨认

    讲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步的工作自然是说清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中国文明，这样我们才能谈到它的起源问题。最近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有一部分是集中在“文明”这两个字的定义上的；例如有人说红山文化有玉器、有女神庙，证明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辽河流域；也有人说红山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还不具备文明的条件，所以讲中国“文明”的起源还谈不到红山文化（注：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给文明下定义至少有两条入手途径。第一条是先决定文明这个概念之下包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