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探源：大熊猫古名新论（下） -探秘频道-北纬网

　　考古发现中的大熊猫

　　现代国学大师、考古学家王国维先生（1877－1927年）说过一句话，考古要文献与实证相结合。在中国，他是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影响深远。

　　冯祚建、魏辅文先生论证，北京周口店、山西平陆有熊猫是几十万年前的事，东北地区无熊猫实证。这会给醉心于把“其追其貊”、“献其貔皮”、“貔似虎或曰似熊，辽东人谓之白熊”、“貔……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豾”作熊猫解说的论者予一个科学提示，仅在旧文献中查依据是不行的。我想，如果上述科学家的研究、考察成果能成立，那么如下观点就能成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以来（约4000年左右），熊罴貔貅虎豹，龙凤麒麟驺虞，风风火火地同人类共兴衰。而熊猫作为竹林隐士，怡然自得，浪迹深沟峡谷，淡出人类视野，偶尔露峥嵘。

　　如果我们赞同王国维先生的观点，用实证以证明古文献，从考古发掘通报的材料看，以下资料可以采信。

　　2001年，湖北省的考古人员在三峡地区的秭归县官庄坪遗址，发现一处以大熊猫为殉葬品的墓葬，约距今4000年前，在夏朝的中期，史称半信史时代。《史记》所载的这部分内容，相当部分是推测加神化整理。

　　1984年，在西安附近的白鹿原汉陵墓里，出土了西汉文帝（公元前180年）的母亲薄太后（薄姬）的陵墓，内有殉葬的大熊猫头骨、牙齿。从葬品分析，熊猫是作为薄太后的宠物。考古学家证明，它既不是“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的貘，也不是“尾长于身”的驺虞和凶猛的貔貅。

　　至今，我们查证到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史，熊猫同人类紧密联系的实证，就是这少得可怜的几例。各地发现的熊猫化石记载，那是史前文明很久的事，不在“大熊猫古名新论”的采信范围。

　　史料记载中的大熊猫

　　在史志中，把大熊猫列入皇家文献记录的，还有两件叙述。

　　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夺位以后，在丹霄殿宴请有功之臣，对其中的薛万彻等十余人赐貘皮为赏。此事记于《旧唐书·薛万彻传》，当今一些学者常予引录，说唐太宗把大熊猫皮作为珍贵之物赐群臣。笔者不采此说，理由是：这段史料取自《古今图书集成》的“貘部纪事”，而与之相邻的“貘部艺文”中收录的是白居易的“貘屏赞并序”，这说明唐太宗赏赐的是“象鼻犀目”、“寝其皮辟瘟，图其形辟邪”的貘皮，非熊猫皮。

　　《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公元685年10月22日，唐代女皇武则天将一对白熊活体及70张毛皮作为大唐国礼，送给日本天武天皇。这一泊来的东洋史料，十分珍贵。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柴德赓先生（1908—1970年），在其所写的《资治通鉴介绍》中说，“《通鉴》所采用的史料，今天还保存的与佚失的大约各一半”，“可惜唐朝这一代的实录，一点都没有留下来，五代的实录现在也看不见了”。唐王朝于公元907年亡，司马光从1070年起写《资治通鉴》，他有可能看到一些唐实录。现在我们看不到实录，但认真分析《日本皇家年鉴》的史记，很有韵味。

　　公元685年，是唐垂拱元年，也正是武则天主政初始，对外悦人树已，是一种国策，所以给日本天武天皇送厚礼，是情理中的事。唐代中国强大繁荣，中日邦交鼎盛，日本对从中国引进的东西，诸如漆器、佛经、茶具等，精心保存至今。对唐王朝赠送之物，更是载入典籍，这就不难理解《皇家年鉴》记载的真实性了。

　　日本是产熊、多熊之国，唐王朝不会送相似之物。送什么呢？送日本没有的大熊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记载的是“白熊一对”。当时，中国文化中对驺虞、貘、貔貅的认识传播，已相当普及。在知识界和官场，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