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探源:大熊猫古名新论(上) -探秘频道-北纬网

”条目中，所引用古文献比《辞源》多数倍，但是没有采用熊猫说。

　　《汉语大词典》由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于1992年12月发行，在“貘”、“貔貅”条目中，仍未采信熊猫说。

　　北京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2000年版），是国内销量最多、最普及的工具书，在“貘”，“貔貅”条目，没有使用熊猫说。

　　纵横捭阖，引经据典，辑录了数千年来对貔貅的主要注解，作者判断如下：

　　1、貔貅在中国传统文化、诗词歌赋、神怪异说中是一种有深远影响的动物。

　　2、貔貅是一种威猛、迅疾的猛兽。在很多场合，貔貅是以神化猛兽的面目出现，如食铜铁、尿能化铁等。

　　3、从文献分析，在清康熙以前，貔貅与熊猫完全扯不到一块。

　　误区在哪里？

　　从上述引证、分析来看，所谓大熊猫的驺虞说，貘说、貔貅说是不能成立的！那么，造成这种误解、误导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1、古今辞典的编辑，有其基本特点，那就是“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并强调对“形”（怎么写）、“音”（怎么读）、“义”（怎么解释）的注释。“结合书证，重在溯源”，这一基本特点和要求十分厉害。收一个词汇，最早是何人，何朝何代、何处所用，有什么书为凭，辞典都要尽可能搜集、整理，然后注解，再编录入典，古人常用“皓首穷经”来形容钻研学问的辛苦，窗前灯下，从青发到白发，弄了一辈子，用于著述之中。中华数千年的文人，坐读者多、走读者寡。虽然孔子带头率弟子周游列国，知行一体，但后人学得很差，能数得出的知行合一有成就者寥寥无几。那么面临“兼收百科”的编典要求，就必然出现学不敷用的窘迫，就只有以传抄转录为主了。例如，啮铁之兽，谁见过它“顿进数十斤”、“舔铁消千斤”、“粪可为兵（器）”、“溺可消铁”？历代编者陈陈相袭，就使得我们今天在读典用典时，必须以辩证的思维，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科学发展观的逻辑推理来引经据典，否则就要出错，出大错。

　　新的时代，学科分类更细，要学的知识更多，就大大压缩了学习中华传统文章的时间，使得人们的传统文化、历史功力浅薄，连书名都看不懂更不说读文章、论历史了。一家在国际上有名的大熊猫博物馆，开张几年，在介绍大熊猫古名的文献部分，把完成并出版于清代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的中华文化盛典《古今图书集成》，说成是晋代（公元265—316年）著作，提前了近一千五百年。把商纣王拘周文王于羑里的典籍出处写成《山海经·淮南子道应训》，不知这是相距数百年的两本书。而几年来，多少人看过，竟无人提出修改意见，熟视不懂。

　　2、“旁征博引”之误

　　旁征博引以说明事实，论证观点，是褒义词。但在对浩繁中华古文献引证时，就应慎之。而对“驺虞、貘、貔貅”的大熊猫说引论中，实在是一负面例证。

　　从源头看，最早论及这三种动物的典籍，主要出于以下几人：汉代司马迁（约公元前145—90年）的《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司马相如传》中的《子虚赋》、《上林赋》、《封禅书》及《史记·东方朔传》。

　　汉代（公元58－147年）许慎的《说文解字》。

　　晋代（公元265—316年）郭璞的《尔雅》注。

　　唐代（公元618—907年）白居易的《貘屏赞并序》。

　　宋代（公元960—1127年）罗愿的《尔雅翼》注。

　　明代（公元1518－1593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而其中，有原创版权的是司马迁、许慎、郭璞、白居易。《山海经》作者佚名，也应算原创版。而罗愿、李时珍的“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