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2大地震中，曾经“绝对不能问”的死亡人数成为每日公开发布的例行内容。但由于余震的不断侵扰和死亡人数的逐日上升，目前汶川大地震的死亡精确人数仍是一个谜

　　死亡人数可能在万人左右——这是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家地震局应急救援司副司长陈虹的第一判断。

　　“这都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凭多年对地球物理运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陈虹解释说。

　　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应急部副主任来红州也在猜测这个黑色数字。灾难中，民政部的职责是“满足灾民的吃穿用住”。而衡量灾情、分配物资的重要依据一个是房屋倒塌面积，另一个就是伤亡人数。

　　速报系统遭到毁灭性破坏

　　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伤亡人数是启动不同级别响应的首要指标。据来红州介绍，一般灾害导致20～50人死亡，就启动四级预案，如果是地震灾害，这一级的启动标准为死亡30人；死亡100～200人，则启动二级预案。死亡人数在200人以上，就需要全国总动员，启动一级预案。

　　震区的多处乡镇已被夷为平地，房屋倒塌面积一眼可见，但伤亡人数却需要一个相对精确的统计系统。5·12大地震发生前，民政部门有一个完备的灾情速报系统：每个乡镇设有1～2名灾情信息员，收集基层的受损信息，然后从乡到县，县到市，市到省逐级上报。但这个速报系统已经在地震中遭到毁灭性破坏。

　　仅北川县民政局，约一半的工作人员被埋在废墟中，3个副局长全部遇难。

　　5月12日16时35分，从四川省民政厅传来第一个灾情信息：距离震中尚远的峨眉山市死亡1人；绵阳市受灾严重，但伤亡不明。被先后确定为震中的都江堰和汶川，依然没有人员受损的消息。

　　下午，四川、重庆、陕西传来新的死亡数据：107人。15时40分，国家减灾委及民政部紧急启动国家应急救灾二级响应。

　　重建速报体系

　　几乎在破坏的同时，一个动用全社会资源启动的信息速报系统迅速成型。

　　5月12日晚，什邡市洛水镇镇长兰勇就把全镇已知的伤亡人数，上报至中共什邡市市委办公室和市政府办公室。在通讯尚未恢复的前几天，这些从基层汇集起来的数字，由幸存的基层行政人员，每天依靠步行传递的方法，于当晚传送到什邡市市委办公室和市政府办公室。

　　“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部队官兵，承担起了统计伤亡人数的重任。”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来红州说。

　　5月12日22点，民政部接到了更新的死亡数据：1046人死亡。15分钟后，民政部将灾难响应等级提升为一级响应。

　　14点40分，即地震发生后12分钟，什邡市教育局办公室的杜甫华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红白镇，了解学校的伤亡情况。此前，什邡市教育局每个人分片负责3所学校。这种“分田到户”的负责制，成了这次地震搜集伤亡人数的重要渠道。

　　以此相似的方式，或者以电话传递，或者以人员步行，口口相传，距地震发生12个半小时后，什邡市教育系统22所中小学的死伤数字，在13日凌晨3点获得。13日凌晨5点，什邡市政府向绵阳市初步汇报了收集到的死亡统计数字。作为县级市，什邡隶属绵阳。

　　5月15日，震中区域的部分通讯恢复，死亡人数的上报开始正规化。每个乡镇确定了专门的信息员，建立起伤亡信息汇报制度。

　　洛水镇的马国华被指派担任这个工作。每天，镇辖各村的村支书随时向她上报和更新伤亡人数。在她的本子上，记录着15日以来，洛水镇15个村、社区以及4所学校每天汇报的死亡数字。

　　来红州对《中国新闻周刊》称，死亡人数的统计也需要一些专业的方法，对确认死亡的人员，需要了解年龄、姓名等详细身份证明。但对这些临危受命的非专业信息搜集员来说，目前的底线就是：“上报的死亡数据，都是见了尸体的”。

　　每天中午12点和下午5点，来自乡镇、安监局、教育局等行政部门以及4个大型公司的死亡统计数字，都会上报到位于什邡市体育场的抗震救灾指挥中心——中心有一个由27名信息员组成的信息集纳处，负责全市灾情信息的数据汇总。

　　在绵阳市抗震指挥中心也设有两个信息统计小组。统计一组共有4人，专门负责所辖区县的灾情总汇，伤亡人数是其中一个重要指标。灾区各地的伤亡数据会截止到当天中午12点上报给民政部，由并在每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

　　四川死者为何超过全国总数？

　　5月12日以来，国务院新闻办每天下午都会有一个关于灾情进展的新闻发布会，并容许上千人的媒体队伍进入灾区报道。“这是中国政府对灾难信息披露最坦诚的一次。”很多外电评论。

　　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列入国家秘密范畴。这个规定，直到2005年才被废止。

　　因为信息的封闭，1970年云南通海发生的7.8级大地震并不为国人所熟知。通海县作家杨家荣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收集关于这场地震的史料，其中一个疑问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场烈度仅次于唐山大地震的灾难中丧生？一位昆明军区的前首长告诉他：“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

　　在信息发布程序上各部委存在差异，比如交通部，在把相关信息上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同时，将信息直接发布给39家对口媒体。而民政部不会直接向媒体发布伤亡人数。每天中午1～2点，来红州和同事将收到的最新伤亡数据送交部领导审核。所谓的“审核”，当然无法对数字做出是否准确的辨认。

　　“所有伤亡统计都来自一线，我们无法对数字本身做出审核。只是看看数字的前后逻辑关系，是否可能出现技术上的失误。”民政部应急救灾司副司长邹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经过确认后的数据，在下午4点以前上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随后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但信息获取和发布的公开，有时候会产生时间差。伤亡数据的传递至少会经过3个部门：地方抗震指挥部、民政部、国务院应急指挥办公室。上千人的报道队伍已经渗透了所有可能获得信息的渠道。有关灾情的点点滴滴，源源不断由中央电视台24小时滚动直播，导致公众在同一时间常会看到几个时点的伤亡数字统计。

　　5月12日晚，央视在直播中从四川省抗震指挥部获得死亡人数7641人的消息。主持人董倩就此数据向民政部核实时，民政部负责人的反应是：这个数据从哪里来的？我们还不知道。

　　“其实，这是个信息发布的时间差问题。”来红州说。

　　“现在还不到核查的时候”

　　对救援来说，5月15日以后，似乎进入最好的时候；但对数据统计和遗体处理来说，却进入一个最坏的时候——死亡人数也随着救援的进展以每天至少约3000人以上的速度猛增。

　　这对新建的速报系统是一个挑战。对有限的人手来说，要按最严格的统计标准，确定每具遇难者身份不再现实。大量死难者的亲人也生死不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绵阳火葬场了解到，直到5月15日，在绵阳火葬场的近300具尸体，被确定身份认领的仅占1/3。

　　潮湿、炎热、地势崎岖且林木茂盛，四川比1976年的唐山更可能面临疫病的威胁。地处涧河上游的北川，河水已经被大量来不及处理而腐烂的尸体污染。5月15日，绵竹县青平镇，一些小孩脸上陆续出现红疹，这一度产生了“绵竹出现疫病”的传闻。

　　5月15日，四川省政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灾区各级政府全面启动灾后疾病防控预案，并从该日起实行灾区疫情、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日报和制度。

　　这成为遗体处理和统计的一个转折。5月16日，四川省政府向各地政府下发“关于地震遇难者遗体处置的通知”,明确5月16日以后，从灾区一线挖掘出的尸体，“消毒之后，就地深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川看到，法医对每具无名尸体拍照，提取一点皮肤细胞或其他可做DNA鉴定的生物样本，并逐个编号登记。登记入册的尸体统一运往绵阳火葬场火化后，装入红色的骨灰袋中，每个骨灰袋也会挂着一张白色的号码牌。

　　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灾情稳定后对死难人数，具体个人资料进行核查。”来红州说，“具体到死者的姓名，职业，身份证号码，都要一一归位。”

　　灾情稳定后，新的社会体系重新搭建，社区、公安局、民政局将共同完成死亡数据的最后确认——以户籍资料为依据，街道、社区为基本单位，进行挨户排查。“只要家里还有一个人活着，就可以得到确切的死亡人数和个人资料。如果不幸全家人遇难，则会采用邻居、亲戚旁证的办法，补充死者资料。同时，当地政府会通过媒体等渠道发布公告，让暂时避难到外地的人和政府联系。”一位地方民政系统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这些做法可以解开大量失踪人口中隐藏的死亡谜题。截至6月3日，汶川地震的失踪人数已经达到18230人。“这个数字肯定和死亡人数有交叉。”该名官员说，“但只要行政体系重建，死亡数字和死者资料水落石出并不那么困难。”

　　“但现在还不到核查的时候。”来红州说。他以在美国造成1209人死亡的“卡特里娜”飓风为例，“对死亡人数的核实也是到半年以后。”(本刊记者秦轩、丁尘馨、陈晓舒，孙春艳、周丽娜、蔡如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