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怕，我们都在！”

　　“地震啦！地震啦！快放我们出去！”铁门后面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接着是“当——当——”，有人猛砸铁门铁窗的声音。

　　两座楼不停地摇晃，陈若虹、袁前和同事们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第一反应是冲向那一扇扇铁门，试图去援救那些病人，但一拉门，他们惊呆了。

　　关病人的铁门在地震中被扭曲变形，无法打开，连应急通道入口处的那道木门也死死嵌在门框里，从外面怎么也打不开。

　　此时，是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地震发生这天，都江堰市精神病院里共有83位精神病人，被关在一座3层的小楼里那一间间安着铁门窗的房间中。

　　急切间，袁前，这家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双手紧紧抓住一楼铁门的铁杆，朝里面大声喊：“不要怕，我们都在！”她试图安抚一下“里面”的情绪。

　　小护士叶梅用尽全力爬上精神科病员看护楼后面的一道断墙，从缺口处爬进了通往二楼的应急通道，冲进了2楼至3楼的病区。与此同时，重症病员较多的一楼病区的铁门也被医生们奋力砸开了。

　　冲进病区那一刻，袁前发现，铁门后面的这些病人们在地震面前表现各异。

　　“病人领袖”协助指挥逃生

　　“大家不要慌！排好队，跟我走！”

　　喊这话的不是袁前她们，而是精神病人之一的章辉(化名)，只见他不慌不忙，神态异常镇定摆动双臂，指挥大家听从医生们的引导，排好队有序地转移，还不时协助医生搀扶和掩护病人逃生。

　　这位在危急关头表现出组织才能的病人“领袖”，原先确实是一名领导——他入院前是阿坝州小金县某镇原镇长，3年前因暴力伤人被司法鉴定为“精神分裂症”，住进都江堰精神病院治疗。“他平时在这里表现很好，对别的病人也很好。”袁前事后告诉记者。

　　另一位精神病人，读过硕士的余成(化名)，在铁门打开的一刹那，正坐在床上，呆若木鸡，眼睛里充满遗忘感。这位原成都市属下某县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此时几乎是在无意识中被医护人员拉扯着往外走，一路跌跌撞撞，一来到病员楼后面空旷的活动场地，他似乎明白到了安全地带，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60岁、生活不能自理的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任至纯(化名)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怎么拉也不动。“我不走！我不走！让我再多睡一会儿！”他高声地向满头冷汗的袁前反复强调着。最后，他被几名医护人员强行架走。

　　叶梅冲进2楼的病区，拉出一个一个房间的病人。在这一层里关着的大多是女性病人，她们普遍比较听话，被护士们背的背，扶的扶，很快一个个转移到了后面的空场地上。

　　3点多钟，距地震发生半个多小时，病人们全部撤出大楼。余震不断，楼房还在晃动，医护人员手拉着手，把这些病人围在一个安全圈里。

　　逃离了危险的精神病人们在圈子里并不安生，情绪开始由恐惧变为狂躁不安，一会有人嚷着要上厕所，一会有人喊着要抽烟。每当余震来临，圈子里便一阵骚乱。几个被挤倒的病人大声吼叫，动手打起架来。医生们不得不疲于奔命地拉架，劝导。

　　“精神病人思维能力受到损伤，但是感知能力和正常人并无不同，面对地震，他们的恐惧也是一样的，”袁前解释说，“而且正因为思维能力受损，所以当他们感觉到恐惧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失控得很厉害，比一般人的恐惧要强烈得多。”

　　地震时，都江堰市精神病院里共有的25名医护人员没有一人离岗而逃。由于医生们救助及时，全院在这次地震中无一人伤亡。83位病人全部被安全转移到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成都第四人民医院本来和我们没有任何挂靠和隶属关系，但这次还是腾出了整整一个病区，无偿接收了我们这么多的病人。真的非常感谢他们！”都江堰市精神病院院长陈若虹对记者说。

　　“我没死，正在赈灾”

　　安顿好了这些特殊的灾民，袁前又惦记起一位震前刚刚出院的名叫张黎(化名)的女病人。这人原来是位医生，后来因出现幻听症状，在都江堰市精神病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由于症状较轻，在4月底出院，地震发生的前三天，她回到了自己的原工作单位都江堰中医院上班。而这家中医院，正是地震中都江堰市死伤最惨重的单位之一。

　　袁前赶忙拨打张黎的电话，“如果打得通，说明她还活着，今天应该是她复诊的日子。”

　　数秒钟后，电话通了。那头传来一个急促和兴奋的女声：“袁医生，是我啊，我是张黎，我没死，现在正在街上赈灾呢！那天下午我睡过了头了，没去中医院上班。地震后我发现我的幻听没有了，全好了，真的！”

　　袁前松了口气，但仍然叮嘱张黎：“要坚持按时来复诊，给你开的药也是要坚持吃，不要大意。”

　　张黎在电话那头说：“我真的好了。不用吃药了。”

　　通话持续了10分钟，在要不要吃药的问题上，两位医生争论了很久。挂电话后，袁前叹道：“这些病人都是这样，一出了院就觉得自己不用吃药了，而且话特别多。”

　　疯癫与文明

　　地震让原有的生活秩序断裂，把一些在平常状态下被社会遗忘的生活断面展现在人们面前。

　　都江堰市精神病院，坐落在距都江堰市区12公里的崇义镇。震后至今，这里还没有恢复供电。天花板上的尘土还在不时扑簌簌地往下掉。药品和档案撒落一地。一楼到三楼，一间间空荡荡的病员室的铁门敞开着，但铁锁还挂在上面。

　　“这些锁已经在地震中损坏了，将来他们回来了，要全部换一遍。”陈若虹说。

　　如果没有地震，除了医生例行查房的时间，禁锢重症病人的强制性病房的铁门是不会开的，开放式病房的铁门可以开，但楼道里的铁门不会24小时开放。

　　这些病人中的大多数甚至比正常人更敏锐地感觉到了大地的震颤，但一旦灾难来临，他们不得不面临比正常人更深的恐惧——在铁门禁闭下，他们无处逃生。医院建筑设计上一点在平日不起眼的疏忽，在紧急关头几乎致命。

　　记者从库房里找到一份由这家自负盈亏、大多数医生不享有事业单位社会保障的医院和病人家属签订的协议书，看到里面有这样的条款：

　　“三、精神病人在病态支配下，住院期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自杀自伤，互相斗殴导致死亡、潜逃失踪或在逃跑途中伤亡、伤人、毁物等意外事件。……发生以上意外事件，其后果我院概不负责。单位和家属不得以任何借口寻衅闹事。四、如病人死亡，单位或者家属必须在两天之内将尸体运走，过期则由我院自行处理，一切费用由死者单位或者家属承担……”

　　“按照这份协议，从法律角度讲，在地震那天，如果我们弃岗而逃，扔下病人不管，事后会不会受到问责呢？”院里的一位医护人员说，地震之后，她常常反思这份协议，有不少关于体制，关于生命的困惑排解不开。

　　但在危难关头的那一刻，医生们显然没有想这么多。

　　“当时那里面的声音太凄厉了，不由得我们不管。”个子矮矮，说话声音柔和的袁前说，“他们也是生命，和我们一样的生命。对地震我们也害怕，腿都吓软了。但医生的职责本能在一瞬间战胜了人的恐惧本能，精神病人是弱势群体，我们不救谁来救？”

　　陈若虹告诉记者，这家自收自支的精神病院，去年只有10多万元的盈利，财政补贴也只有30万元，“对精神卫生的补贴实在太少了”。尽管每个病人每月只需要交1000多元的医疗费用，但还是有很多病人家属已经欠费很久。地震之后，很多人干脆联系不上了。

　　“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只有两位病人的家属来探望过。这些人一般都被家人视为包袱，即使在平时，除了交钱的时候来一次，很少有人探视。”袁前说。

　　就算是一些病人病情好转，被家人领回去，复发率也很高，“我们这么多年来统计是85%以上。”袁前说。就算病完全好了，社会对他们的接受程度也很低，原来的单位一般不会再要这样的人，送出去又被送回来，“所以我们这里有的病人可以住几十年，最后连自己都不想出去了，一直到去世。”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这本书里说，精神病人在中世纪之前是不被禁锢的，因为教会认为他们是一些得到了上帝赦免的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想像图上，才出现一种奇异的、沿着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巡游的“愚人船”。

　　从“愚人船”到现代精神病院的发明，是人类的一部精神发育史。精神病的判定，是人类精神底线的判定。精神病院对病人的禁锢，也被视作是理性的胜利。

　　然而，理性世界在灾害面前也暴露出自己的缺陷。或许，经过灾难的启迪，现代人类会找到一种更富有智慧和大爱精神的制度设计，来善待他们患病的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