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看来，经济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落，但明年可能就不是这样了。”王小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2009年才是中国经济真正调整的开始。

　　而这种调整程度多深？影响有多大？政策又该如何择机而动？这对中国长期的平稳发展是一个关口。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的建议是，经济增长到9%是一个政策可以微调的开始点，而8%则是一个政策必须要力保的目标。

　　“在经济还没有过度调整苗头时，没必要松动政策。”王小广对记者坚定地表示，而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本来就需要调整，“何况全球增长都在调整，你怎么还能维持不能承受的高增长呢？”

　　更担心未来两三年的通缩

　　《21世纪》：最近两个月商务部、农业部农产品价格指数跟踪显示，农产品价格有所下跌。因此不少经济学家预测，下半年CPI将呈下降趋势(5月份CPI已经回落到7.7%)；另一方面，PPI却不断攀升，甚至超过了CPI。您如何看待下半年通胀走势？包括PPI传导到CPI带来的反弹压力。

　　王小广：PPI增幅超过CPI增幅是很正常的，而在这轮价格上涨中，前期PPI增长一直是弱于CPI增长的，涨势弱到2004年。另外，在这轮价格上涨中，除了食品部分，工业品上涨比较慢，许多工业品，比如电脑、手机等行业，都是想涨涨不了，为什么？因为市场竞争比较充分。PPI对CPI传导也不强，我们过去做过一项实证分析，CPI与PPI基本同步，滞后期不过2个月。

　　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我认为是一个合理化的纠正过去过低价格的过程。过去我国农产品长期处于低价，使得农民种粮积极性一直不高，产生了供给的缺口。现在我们需要注意的只是不要短期内涨得太多、太快。

　　现在通胀趋势明显往下走，通胀压力将逐步减弱。现在对通胀的担心更多是一种价格恐慌，有些人趁机想涨价。问题在于，企业成本上升了就该涨价吗？你具备成本转嫁能力吗？你得看市场是不是有短缺？是不是竞争充分？如果没有短缺，竞争也充分，企业面对成本上涨，要么倒闭，要么减少利润。

　　《21世纪》：一面是通货膨胀依然在高位，一面是经济可能面临下滑风险。您如何看待增长和通胀的平衡？

　　王小广：在保增长与控通胀间取得一个平衡，我是赞同的，这是一个复合目标，两方面都不能过度。而且这也是各国宏观调控的共同目标。强调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强调就业，即这也是取得就业与通胀间的合理平衡。

　　单一的控通胀目标是不现实的，而这一般只在经济高度不稳定时发生，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时候，反经济衰退的目标使得其容忍了一定程度的通胀，而恶性通胀时，则要把通胀作为主要甚至是短期内的单一目标。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都在放慢，中国经济增长也应随之放慢，即全球与中国的需求增长都放慢。然而，在市场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投资却还比较强劲，这意味着供给还在增加。所以，我反而更担心未来两三年后可能出现通货紧缩。如果投资没有在一个比较低的点和需求发生平衡，市场可能会颠覆变化到通货紧缩。

　　2009年是中国经济真正调整的开始

　　《21世纪》：4月初国务院首次提出“防止经济下滑的风险”，与前期“防过热、防通胀”共同成为宏调目标。那么从拉动GDP的三驾马车来看，到底现在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有多大？

　　王小广：今年看来没有什么大的下滑风险，我们比较乐观，预计上半年GDP在10.6%左右，下半年降到10%，全年在10.3%左右。

　　今年中国经济问题主要是出口增长明显下降问题，GDP是10%还是接近11%，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取决于出口情况。而投资、消费都还不错，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落走势。

　　但明年就不是这样了。明年出口因素拉下经济的作用还在继续，然而我更担心内需的问题，消费在明年将出现下滑，后年则可能存在明显不足。但这是周期性的，我们得容忍，也是前期投资过热必付的代价。

　　经济增长放慢才开始，要准备过几年紧日子。

　　《21世纪》：能具体谈谈您认为消费明后年不足的理由吗？

　　王小广：首先出口增长放慢，并带动整体经济增长放慢，这必然直接和间接影响就业，从而带来收入增长放慢，继而导致消费增长的放慢。同时，这一轮价格上涨也将对购买力产生一定的约束。

　　还有一点，明年更重要的是房地产调整，这是真正考验中国经济的关键。因为房地产行业是经济的发动机，如果它遇到大的调整，整个经济活力都将放慢，相关行业的就业、收入都会急速下降，这会加大整个经济的收缩度，还会导致金融不良资产的显性化。现在看来房地产的需求拐点已经出现了，其中住房的投机性需求正趋于枯竭。

　　所以我认为，2009年才是中国经济真正调整的开始。

　　GDP增长不降到9%，就没必要松动政策

　　《21世纪》：接下来中国经济增速会放缓，这基本成为共识。可是关键在于，这种放缓会不会导致急速下降的硬着陆风险？政策上又该如何择时而动？

　　王小广：我的观点是，不管是房地产业，还是中国整个经济增长，本来就需要调整。经济需要一个收缩期，如果一直这么快这么热，未来会很麻烦。调整是好事，要想保持经济长久健康发展，也是必需的。

　　更何况，全球增长都在调整，你却要维持不能承受的高增长，把油价、资源价格撑得那么高，承担着整个国际增长调整的成本，这是在做傻事。

　　不过短期内经济增速不要降到9%以下。9%是一个政策可以微调的开始点，只有到那种情况下，政策变化才启动；而8%则是一个必须要用强力政策来保的目标。但这些，在今年都看不到。

　　所以我的看法是，在经济没有出现过度调整苗头时，就没必要松动政策。

　　《21世纪》：但是现在好像呼吁“松动”的呼声越来越大了。您怎么看？

　　王小广：我们的货币政策以前太宽松了，现在还是不太紧的。M1和M2的增幅都还是偏高的，根据央行要求，今年新增贷款量不得超过去年的3.63万亿，这意味着贷款增速是13.9%，并不慢，而我们的实际利率还是负的，货币政策还是偏刺激的。

　　好比一个小孩，以前穿的大人裤子，现在换成自己的裤子，当然觉得紧了。而紧是应该的，正如我前面强调的，中国经济需要收缩期。直到9%的增长出现时，才开始松，8%时需要强干预。

　　《21世纪》：不少劳动密集的外向型企业已经顶不住成本上升的压力、汇率的变化和紧缩的金融环境而倒闭了。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企业的倒闭？政策上怎么安排？

　　王小广：前面说了，现在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应该调整的时候，你得考虑国家整体性的东西，而不是每个具体的企业。有些企业没有居安思危，前几年一味过度扩张，现在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

　　对于一部分技术含量低、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就应该淘汰；而对于那些和解决就业关系较大、技术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应该在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给予支持。

　　我们现阶段还得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真正的出路在于产业的区域转移，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加快向中西部转移，那里成本更低。尽管这个转移过程将是痛苦的。为促进这一战略性转移，国家在财政和金融上都应给予优惠政策，让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上重复当年沿海的情况，保住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优势，同时，利用增长调整期，中国企业要扎实地“练内功”，创造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两个优势的确立及其进一步发展，将是中国真正成功的标志。(王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