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一张牌的两面，国企高管一方面不可能摆脱国家雇员的性质，另一面也必然具有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的性质。天然的混合身份造就了国企高管天价的“市场酬薪”，但这份酬薪与民众收入相差巨大，不同行业间的国企高管酬薪，也相差打5倍之多。

　　但公众和国企高管都不可能要求牌的两面都是一样的，所以国企高管薪打的只能是一场糊涂牌。

　　国企高管薪酬：一场糊涂的牌局

　　文/本刊记者 于小龙

　　国企高管薪金过高，动则百万，甚至达到千万年薪，社会舆论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口诛笔伐。然而，国企高管们的真实情况如何？他们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就此记者采访了部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普遍认为，国家缺乏严谨、客观、公开的国企高管业绩考核机制和薪酬制度，除了少数国企高管薪金收入确实高得离谱外，他们的薪金收入其实并不高，没有体现他们应有的价值。

　　工商银行(6.14,-0.17,-2.69%,吧)高管：170万年薪过低

　　此次关于国企高管薪金过高的争论他一直在关注，对于舆论的报道他心里很不平衡，感到很委屈。中国工商银行某高层管理人员(应被采访者要求，本刊隐去其具体身份、姓名，以下简称工行高管)对记者如是说。

　　这位工行高管认为，目前国企高管薪金问题的争论起因有两条，一是“中国平安(64.08,1.40,2.23%,吧)”董事长马明哲6600余万元年薪和部分银行高管的千万年薪被媒体报道；二是目前股票下跌、物价上涨致使公众实际收入下降，这一升一降反差过于巨大，导致人们感情无法接受、心理失去平衡。

　　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中国平安”实际上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国有企业，按股权比例说，“中国平安”实际属于外资控股企业，它的管理层不是由财政部或国资委聘用批准的，他们享受再高的薪金与国有企业高管没有关系。媒体在报道问题时只追求“高额年薪”带来的新闻效应，并不对企业性质加以说明，而“中国平安”这个名字和它改制以前的性质太容易让不知情的公众误以为其是国有企业了。

　　对于第二条，这位工行高管认为，2007年工商银行总资产为86800多亿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800多个亿，净资产收益率为15.08%。但是，工行董事长、行长的年薪分别为179.5万元和171.1万元，不足企业净利润的0.002%。而其他非国有股份制银行高管的年薪远远超过了国有股份制银行，比如“深圳发展”2007年净利润约16.5亿元，净资产收益率仅为5.77%，而行长法兰克•纽曼税后年薪为995万元，是工商银行行长的近10倍。

　　他认为，如果说按市场原则来衡量，工商银行高管的年薪显然是过低的。工商银行高管们管理着巨大的资本，拥有着数以万计的员工，经营着世界最为复杂的的银行系统之一，就管理难度而言，不低于世界上所有商业金融机构，他们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绝不低于“深圳发展”银行的高管。中国工商银行目前的工资改革只是将薪金与效益挂钩，至于按照什么标准和比例挂钩，这是由董事会确定批准的。所谓高管薪金与国际接轨、按市场机制确定纯属无稽之谈。他坦陈，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薪金是依据什么具体机制指定的，只能希望公众和职工们理解万岁。

　　但是他认为，不论如何，应该解释清楚的是，工商银行领导关心的不是如何提高企业高管的收入，而是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国企高管：百万薪水连“沟通感情”都不够

　　中国工商银行对公众而言是国有企业，但是对于市场而言，同样是平等参与竞争的一份子。工商银行高管们的年薪在国际同行之间是拿不出手的。这位工行高管认为，中国工商银行目前在全球资产总量名列第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但是，工行高管们由于过低的收入，根本不能和其他民营、外资的商业银行高管进行同等的消费。

　　这位工行高管认为，在商业交往过程中，国有企业高管的身份是银行家、企业家，不是政府公职人员。企业家的消费能力是企业的形象和实力的一种展现，比如，对方的老总坐头等舱、工行的老总就不能坐经济舱；对方的老总穿50万元一件的西服，工行的老总总不能穿5千元一件的西服吧？

　　如果是政府官员，他穿5千元一件的西服，去出席会议，对方会认为他的政府很廉政，能够节省纳税人的钱，对方会尊重他。如果是企业家，对方只会认为他的公司没有实力或者认为是不礼貌，对方会怀疑他的地位、能力和诚意。

　　对于这种消费，我们国家的国企高管是没有能力支付的。我们国家的国企高管虽然年薪可以达到一二百万元人民币，但是，这一二百万元连私下请客户吃饭、喝咖啡，沟通感情都不够。在国际上，这种费用是要由企业家自己埋单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国企高管，只能把其列入职务消费，这是职务消费高的主要原因。也许，我们国家的国企高管年薪只有一百多万，但其一年的职务消费可以达到一千多万，算上职务消费，我们国家的国企高管年消费额基本可以和一些国际大公司的高管相近。

　　这位工行高管还透露了一件事情。他说，工商银行曾算过一笔账，每年工行高管乘坐飞机的费用，完全超过了购买和维护一架小型客机的成本。按理说，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工商银行应该购买一架专机、组建自己的机组。这也是许多国际大公司通常的做法。但是，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工商银行最终没有敢于这样做。这位工行高管反问记者：“如果工商银行购买了一架专供老总、高管使用的专机，你们媒体会做怎样的报道？全国舆论将会做怎样的反映？这也许是广大公众无法理解的事实。”

　　中铁电化集团高管：国企高管收入差距大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情况不尽相同，泛泛的谈及国企高管薪金收入过高是没有意义的，某些国有大型产业集团拥有众多的分公司，各分公司还拥有数个子公司。国企高管是特指集团公司的高层领导，还是泛指包括下属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一个分公司的高管认为，对于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来讲，他本人只能算是中层领导，而对于分公司来讲，他才能称得上高管人员。(应被采访者要求，本刊隐去其具体身份、姓名，以下简称中铁电化集团高管)

　　据这位中铁电化集团高管介绍，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目前的薪金水平和机制，实际还是沿用原有国家部门行政等级工资和事业单位考核标准。虽然中铁电气化集团已经完成重组改制，但是由于企业的特殊性质，该集团大部分业务还没有全面转向市场化经营。目前，他们的分公司业务主要还是面向国家铁路建设项目和集团公司的一些项目，自主经营的市场项目还比较少。2007年该分公司实现毛利润约6000万元人民币，扣除人员工资和企业运营成本后，分公司的利润基本为零。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老总2007年的年薪只有不到50万元，他本人的年收入仅有20余万元。按2007年的情况计算，这位分公司高管的年薪约为22万元，企业职工平均年工资为7万元。领导年薪只有职工平均年工资的3倍。然而，有些国企的中层领导年薪就接近100万元，就连其中下层员工的年收入恐怕都比他的薪金高。

　　这位分公司高管表示，该分公司所承担的项目大都是高难度、高投入、低产出的铁路基本建设和基础干线通讯网的建设。这些项目民营企业不愿意干，外国企业不允许干，事关国计民生、国家战略安全。然而，这种贡献很难用经济效益这个指标来衡量。现在，忽略他们的非市场化、非营利性的贡献，而着重按照市场效益进行“薪点制工资”改革是不公正的。

　　这位分公司高管举例说，比如干线通讯光缆的建设和使用。我国的大部分干线通讯光缆都是由他们集团公司和其他铁路系统的兄弟公司建设的，大都分也都分布在铁路沿线。公司改制以后，这些干线光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划归了“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他们本来可以利用铁路沿线这个先天基础设施的资源，廉价地建设自己的光缆线路，进行市场化竞争。可是，他们现在要利用这些线路进行市场化经营，就必须向“网通”和“电信”支付高昂的租金。于是，他们就此失去了光缆干线通信市场的竞争优势。

　　因而他认为，在资源、市场被别人垄断的情况下，让他们开展同等竞争，按同等的市场机制进行收入分配，这是不合理的。“电信”和“网通”可以通过国家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发放高额年薪。而他们公司则是因为国家垄断受到了亏损。如果按市场效益制定薪金，也许他们职工的收入将会出现下降。

　　垄断收益不是国企高管贡献

　　目前，对于国企高管薪金与企业效益挂钩的市场薪金机制，不仅存在着效益提成比例确定机制的混乱与不合理。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所谓企业效益是如何确定的。这位分公司高管认为，市场机制确定的收入分配原则只能适用于通过市场竞争取得的企业效益，不能适用于由于政府行为使企业产生的效益。

　　政府行为包括国家垄断资源、国家垄断市场、国家项目建设和国家政策与经济上的扶持与补贴。中国石油(17.91,-0.08,-0.44%,吧)、中国石化(12.17,-0.37,-2.95%,吧)、中国网通、中国电信等等国有企业，其实都存在相当比例的垄断收入和国家项目建设收入，由于这些因素导致的企业盈利的，应从企业自身财务盈利上减除；由于这些因素导致企业亏损的，应在企业自身财务亏损上补足。这样才是公平合理的机制。虽然国有企业之间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很难追究计算，但是国家相关政策至少要在企业增量部分把帐算清楚。这样开展国企市场化改革，才能真正调动国企高管的积极性，尤其是政策性亏损的国有企业的高管积极性。

　　该分公司高管给记者举了一个京沪高速铁路(简称京沪高铁)建设的例子。2007年，京沪高铁在建设之初，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了项目的投融资招标，国内外各家银行、机构纷纷前来竞标。但是最终的结果，由于干线铁路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显然没有按市场化规则进行，国外银行没有一家竞标成功。反而，中国银行(5.00,-0.06,-1.19%,吧)、工商银行(6.14,-0.17,-2.69%,吧)、建设银行(7.64,-0.19,-2.43%,吧)、国家社保基金却同时中标，只是在具体投资比例上略有不同，这基本进行的是一场国有银行利益均分的游戏。

　　不难想象，京沪高铁建成之后，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我们的国有银行仅此一项投资，就将在未来的十年间给企业带来高达万亿元的投资收益。难道说，这些收益是由于银行的国企高管们市场开拓的结果吗？显然不是。这是国家垄断的结果，是政府行为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利润。

　　这位分公司高管明确地说：“要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金分配制度，就应该国家的归国家，市场的归市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北京华都：要没有集团领导，公司早倒闭了

　　北京华都集团属于市属国有企业，以养殖业和禽畜肉类食品加工为主要经营项目。它是的前身是北京市畜牧局，1975年经批准成为国有独资企业。

　　“企业经营中，‘一把手’领导的能力与资源非常重要，尤其对于中小型国有企业来说，简直就是决定性因素。空唱国有资本和公众权利，有什么用？在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下，无论你用什么手段，生存是最重要的，上千名职工要吃饭、要生存。公众权利和媒体舆论在国有企业最危急的时候，干什么去了？”北京华都集团某分公司高管(应被采访者要求，本刊隐去其具体身份、姓名，以下简称分公司高管)如是说。

　　这位分公司高管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下属分公司的领导，只能属于中层管理人员。他愿意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目前北京华都集团老总的年薪大概有50余万元，这个数目对于他为企业做出的贡献来讲是低了一点。但是，对于一个北京市市属企业来讲这个薪金已经算是高的了，再高就会出问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在这各领域里，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正大集团”等大量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纷纷涌入，占领了大片市场。在这样竞争激烈的食品市场中，目前国有企业已经所剩无几。北京华都集团比不了那些国有大型企业，它们实力雄厚，拥有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北京华都集团在除了北京市场外，根本得不到其他地区政府的扶持，往往遭遇的却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侵害。

　　对北京华都集团，这种竞争型国企，能够有今天的面貌，不是因为国有资本的力量，而是国企高管的贡献，是由于企业的“一把手”能够动员政府资源、能够把握市场动向，能够团结留住人才，才使企业起死回生、向前发展。当时那么多国有企业都哪里去了？为什么生存不下去？一句话，就是因为“一把手”无德无能。可以说，如果没有集团公司领导强大的运作能力和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北京华都集团早就倒闭了，根本不会形成现在这种以科技为先导的、开创多种经营、拓展海外市场的良好局面。

　　对于公司中层领导，这位分公司高管介绍，他2007年的薪为20余万元，相比外资公司的同等职务，这个年薪是低了一些。但是，他很满足。外资公司虽然待遇高，但是工作量也很大，需要负责的事物也比较多，基本属于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如果按工作量来衡量，国有企业高管的待遇其实并不比外资企业低，甚至还要高出一些。

　　链接：国企高管薪酬改革进程

　　2001年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调查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形式以“月薪和奖金”为主，比重约占80%。89%的国企高管收入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下，其中2万元以下的占41%左右，2万元到4万元的占27%左右，4万元到10万元的占19%。

　　2002年

　　我国开始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高管人员年薪不得超过员工平均工资的12倍。

　　2003年

　　2003年度国内上市公司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越来越大。高管最高年薪前9家都超过了100万元，而农林牧渔业仍然在末位徘徊，其高管的平均年薪只有13万元。

　　2004年

　　由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004)》已经出台，报告显示，2003年高管年薪平均增长26.7%，不同公司年薪相差悬殊，高管薪酬的最大差别接近400倍。

　　2005年

　　国企高管年薪不超过员工平均工资14倍，成为当年热点一时间舆论四起。

　　全国人大代表、招商银行(31.26,-1.72,-5.22%,吧)行长马蔚华——国有企业的监管仅靠一个国资委是不够的，要把国企的高管人员乃至国资委的监管行为，置身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这样国有企业的发展才能在阳光之下进行。只有制度的透明化、行为的公开化，才是防止国有企业管理层贪污渎职的有力措施”。

　　2006年

　　首次出现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高于民营企业的现象。国企高管最高年薪均值涨到了344887.35元，民企则为316803.96元。

　　2007年

　　国有保险公司、银行高管年薪相继被曝光，均在百万元以上。安徽省能源集团控股企业安庆皖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彭炜，在公司亏损一亿多元的情况下，仍有113余万元的各项奖金和福利。

　　2008年

　　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对国企高管薪酬提出公开质疑，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