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虽然时近年终的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引来国际舆论颇多首肯之声，我们还是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听到冷峻而坚决的部署：“明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当承认，这是令人欣慰的正确决策。

　　中国经济究竟是过热还是偏快？目前的通胀究竟是结构性的还是实质性的？不同的看法可以继续争论下去；但历时十年的“稳健货币政策”已经结束，货币政策不再以近年来“稳中适度从紧”、“稳中趋紧”等种种说法含而混之，则是决策层明确的结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此进入转折点。当前许多分析都强调了新的“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未雨绸缪之效，但又有分析引出“从紧”仅仅在“警示”的判断，似乎“引而不发跃如也”，我们对此万难苟同。

　　忧患之心缘于忧患存在。而不待山雨欲来之时再行“从紧”，则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治本空间。在宏观收紧的总趋势下，未来的调控措施将以扩大内需为目标，与深化改革相同步，具有显著的实质性意味，这是我们的基本判断和期待。

　　从官方已经披露的信息，可知在下一步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的作用将有较大提升，作用愈显。这表明，在上一轮调控中饱受批评的行政手段会大幅减少，乃至渐次退出调控舞台，而市场手段成为主流。

　　货币政策又以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为主导。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过低、负利率长期存在，正是中国经济中不正常的严峻现实，须当在此次调控中加以正视，改革调整。

　　必须看到，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下，由于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以高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持续上升，人民币升值是经济规律使然，非此则贸易顺差高企的局面不可能改变。即便未来欧、美、日等经济下滑，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积累的速度有所下滑，人民币升值仍是长期趋势。抓住时机，主动升值，归根结底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因有外界压力便以逆反策略或“阴谋论”拒之极不明智。

　　宏观调控在财政政策的意义上有着丰富的改革内涵。既然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胀上升意味着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议论已久的环保税、资源税和物业税应及早提上日程，在明年上半年进入试点阶段。而为提高消费、降低对外依存度计，不仅公众殷殷以待的教育、医保和社保改革兼具了扩大财政支出启动内需的效力，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提升亦当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市场化的宏观调控，归根结底在完善的市场体制中更具效力。在这一层面，近期改革至少应当在三个领域格外着力——能源价格、房地产和股市。

　　恰如我们此前多次提出，在国际油价不断飙升之时，中国油价超低极为被动，包括油价在内的整体能源价格扭曲局面必须改变。通胀压力当前，确实增加了能源价格放开的难度。但一方面，低价能源在为经济继续升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纠正如此扭曲的要素价格总要付出成本。无论如何权衡，能源价格改革都不可再拖延。

　　股市与房市资产价格泡沫已现。在股市，改革发行体制、调整供求关系、加强股市监管、打击非法热钱等一系列措施当及早出台，而关键在于政府绝不能以指数上下而喜忧，远离市场结束“政策市”。在房市，扩大土地供应、增加需求管理、增加中档价位的小户型供给、加大廉租房的建设力度等诸般做法须齐头并进，要害是厘清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些道理识者呼吁多年，总是知易行难，还在于市场上利益过大，牵涉过多。倘能在宏观全局中再辨利害，付诸实行，当为幸事。(摘编自最新一期《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