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英]亚当·斯密 著 韩巍 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奠定了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蕴涵了劳动分工和自由市场竞争的观念。马克思自称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多半来自斯密和李嘉图。后来写出大书的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也都高度赞扬斯密。到了19世纪末，经济史家坎南一手策划了“斯密升级运动”。他编辑整理了斯密的遗稿，校注了《国富论》等书，斯密现代经济学创始人的地位由此确立。
可斯密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甚至应该说斯密主要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他写作《道德情操论》要比《国富论》早17年，而且一生修订多达6次，足可见对此书的重视程度。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斯密其实是想写作“三部曲”，全称应该叫做“想象的三部曲”。第一部是《道德情操论》，第二部是《国富论》，第三部也许应该叫做《法律与政府》，但斯密从来没有写完。或许已经写完，但他在去世之前当着朋友的面焚毁了手稿，故而我们现在无从查考。
但我们可以大致推论出，这三部曲都是围绕关怀社会的想象力，围绕最深沉的道德哲学而展开。斯密在他一本极少被人提起的《天文学讲义》里就高度赞扬了牛顿的力学，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地组合起来，有条不紊地运行着。这不仅是天体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规律。推动社会运行的力，就是同情，就是关爱。人有自然生出同情的能力，如同天体有相互吸引的能力一般，神秘而又崇高。
《道德情操论》的关键词只有一个，“同情”，这是社会道德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是自私，不是恐惧，也不是爱情，而是同情。其他这些情感都不能必然地包含同情，比如你可以爱一个人而并不同情，不能发自内心地感受别人的情感。既然你不会爱上这世界上绝大多数陌生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如何可能交流呢？
只有同情！而这种同情必须通过想象力来实现。你可能没有直接体会到陌生人的欢乐和痛苦，但你却可以通过想象力，通过自身的经验与对方的感受相通，从而达成交流。斯密特别引入了一种虚拟身份“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每个人可以想象通过这样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来观察别人，这个旁观者知道一切又毫无私心，喜别人所喜，忧别人所忧。虽然它并不必然地引导我们帮助弱小、惩罚罪恶，但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别人和我们自身是一样的，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都是真正的兄弟姐妹。
如同这次的汶川地震。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去过那片土地，也不见得有亲戚朋友受到灾害影响。但是几乎所有看着电视、报纸的人，都会立即从内心升起一股同情，是和那些受到伤害、失去亲人的受难者一般无二的痛楚。这种痛楚让我们坐立不安，寝食不宁。捐款、献血、直接奔赴灾区救灾，那几乎全都是人的本能。在这种灾害面前，大家抛弃“他者”和“自我”的两分，也几乎不需要“公正的旁观者”就能让自己的内心和灾区人民的内心相沟通。
如果说《国富论》处理的是市场内部问题的话，《道德情操论》处理的就是“我们与邻人”的关系，那无疑是更广泛、更本原的问题。前者的核心是“看不见的手”，后者的核心是“公正的旁观者”，看起来都像是依靠我们想象力构建出来的虚拟概念。可是，在这次地震的救灾过程中，人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如此强烈同情心，足以证明这种同情的想象力早已深深植入我们内心深处。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经历千万年的自然演化和天灾、人祸的考验还能建成如今的文明社会，这种同情他人的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是同一种社会秩序的两个方面，相互平衡。用斯密的例子来看，我们喝一杯酒，自己收获了效用，别人收获了财富（比如酿酒师）；我们给别人喝一杯酒，别人收获了效用，我们自己收获了同情。前者是《国富论》的研究内容，后者是《道德情操论》的讨论范畴，两者都是最基本、最自然的人类道德。
灾难面前，我们久违的同情的想象力重被激活，无需任何动员，人们就放弃狭隘的私利，自发组织起来帮助灾区。斯密认为，正是这种伦理美德使得社会团结起来而不是一盘散沙。而这种最深沉的美德并不需要匹配华美的修辞，它只是能够同情他人的想象力而已。只要这种同情的想象力不从人们内心深处消失，人类社会就永远存有希望。 □梁捷
亚当·斯密小传
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18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苏格兰法夫郡卡柯尔迪的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7岁时，斯密骑马来到牛津，在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尔学院读书，在那里靠奖学金呆了六年。曾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764年辞职，担任布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在陪同公爵到欧洲大陆旅行的过程中，认识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名流。斯密生前发表了两部代表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斯密最具特色的个性是他的心不在焉，舞会上认不出自己的舞伴；早晨起床，在花园散步，由于沉思默想，发现自己时已经离家15英里，而且身穿睡袍。正是这种心不在焉支持着他进行持久的智力上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