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中旬，一个惊人的消息得到证实:国家物资储备局下属的国家物资储备调剂中心(以下简称国储中心)副处长、国储中心在伦敦金融交易所唯一的交易员刘其兵已经失踪多时，而他却给国储中心留下了8000手(每手25吨)，共20万吨的3月期铜期货空头合约，合约到期日为2005年12月21日。

    简单来说，所谓铜期货空头合约，就是到期按约定价格向期货交易所卖出铜现货；所谓铜期货多头合约，则是指到期日按约定价格向期货交易所买入铜现货。在期货投资过程中，如果投资者预期未来价格将下降，那他会在期货市场做空而卖出空头合约，假定当时合约价格是每手1000元，如果合约到期时价格果真下降到每手800元，则投资者每手可以获利200元。同样的道理，如果投资者预期未来价格将上涨，他会在期货市场上做多而买入多头合约。

    狂傲的明星交易员刘其兵遭遇国际基金大鳄的围剿，不知所踪

    1995年，巴林银行这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银行，最终因为其新加坡交易员里森违规进行衍生品交易而最终以1美元的价格被荷兰银行收购。2005年底，在国际铜市中，也出了一位类似的人物——失踪的国储交易员刘其兵。

    刘其兵，何许人也？刘其兵，湖北人，1990年从武汉大学国际金融系毕业后进入国家物资储备局工作。刘其兵是国储局近十年来重点培养的首席交易员，并因在2003年早于市场发现并最终制造了全球范围内的一波铜品种的大牛市，而一度被誉为“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员”。对于市场来说，刘其兵一直是一个低调、狂傲的传奇人员。

    刘其兵在1995年获得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为期半年的实习机会，此后刘其兵回国协助建立了连接伦敦金属交易所和国家物资储备局的电脑网络。1998年左右，刘其兵开始逐步成为国储在期货市场做铜的交易员，他巧妙地利用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伦敦金融交易所铜期货之间的价差进行套利，一直到2003年以前，刘其兵的操作都是赢利的。这些骄人的交易纪录又使刘其兵的交易声望在国储系统中无人能及，没有人会怀疑他对行情的判断，没有人相信刘其兵会输，更没有人会想到，刘其兵其实早就已经被国际基金大鳄们盯上了，只是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下手时机而已。

    尽管刘其兵一直负责国储中心在国际市场上的铜期货操作，但他一年中的主要时间还是在上海和北京。据接近他的朋友回忆，刘其兵比较喜欢国画，为人沉默寡言，深居简出，他的办公室中除了墙上挂着两幅显眼的水墨花鸟国画外，没有其他更多摆设。刘其兵喜欢行情分析，但是他几乎从不会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即使和他接触几年的人，也记不清楚他到底说过哪些话。刘其兵平时基本上只谈工作，不谈私事，所以在整个上海期货圈里，他一直是以神秘人物形象出现。

    2005年9月，刘其兵判断年底前国际铜价将回落，于是他在LME逐步建立了8000手3月期铜空头期货，到期日是2005年12月21日，当时的建仓价约在3500美元/吨左右。尽管刘其兵的8000手空头合约是通过8家LME会员分仓建立的，但即便到2005年整个LME的12月21日到期的3月期空头合约总量也不过4万手左右，而除去刘其兵的8000手，估计还有8000手左右是刘其兵联合起来的国内交易商所建立。按LME日均成交5万手的交易量来看，如果场内经纪人开出1000手、2000手的单子，马上就会有人盯住你了。在市场内，一笔大额交易的双方彼此是心知肚明的。天天在这里工作的经纪人能让一个消息在5分钟内传遍市场。刘其兵如此巨量的交易，也注定他要成为国际基金的目标。

    据伦敦金属交易所公开资料显示，9月19日到23日三天内，铜价异动，由每吨3500美元骤升至3800美元。由此开始，铜价开始走上一条不归路，一直处于单边狂涨态势。面对铜价上涨，刘其兵不断开出卖单，希望铜价下跌，总是希望最后一笔卖单扭转局势，结果卖得越多亏得越多。9月中下旬刘其兵累计开出8000手空仓合约，令对手们无比兴奋，一批对冲基金把赌注下在这20万吨空单上，价格不断推高就是基金围堵的结果。

    国庆之后，铜价已经涨到4000美元左右，刘其兵已经无力回天，他彻底栽在国际投机基金手下，他也因此而选择了失踪，到现在为止江湖不知其所踪。

    国储与国际基金的大战：持续一月，国储中心再次败阵

    刘其兵只是为我们要说的国储铜的故事开了个头，接下来国储中心的所作所为才把这个故事推向高潮，我们也因此而见识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国储中心和国际期货对冲基金的一场期铜大战，前者是为LME三月期铜的主力唱空者，后者为多头主力。12月21日是双方在LME三月期铜合约的交割日。

    11月初，刘其兵失踪的消息已经在国内期货业流传，而LME铜价却已经上涨至4100美元左右，刘其兵所建立的8000手空头合约可能面临的损失已经达到1.2亿美元。国储中心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实物交割；二是强行平仓，认赔出场；三是展期，即继续做空，将合约调整为未来到期的远期合约，以时间换空间。

    第一种选择，要将20万吨铜(全国产量的1/3)运到LME的指定仓库。2004年我国铜需求量达250万吨，其中80%需要进口，而我国现存铜库存也并不多。先不说将20万吨运出中国的物理难度，即便物理上可行，我国也决不可能将宝贵的铜送去交割，因为这将直接影响我国的物资安全。

    第二种选择是认赔平仓退出，这意味着国储要承担1.2亿美元的亏损，由期货对冲基金们攫取。这种方式也是国储所不能接受的。

    于是，国储只能选择第三条路来走，将2005年12月21日到期的合约展期至2006年2月21日。根据得到的资料，国储已经交割了5万吨铜，而将15万吨铜空头展期。

    面对铜价的不断上涨，国储从2005年11月16日开始，先后组织了4次铜拍卖会，向市场抛售8万吨铜。一方面，国储希望以这种方式向市场表明其平抑铜价的决心；一方面，国储希望以向市场抛铜的方式来确实降低铜价，以减少其LME空头合约的亏损。但是，遗憾的是，在这场国储与国际基金的对抗中，国储再次败下阵来：尽管中国方面在不断抛售铜，但国际铜价仍在不断攀升，LME三月期铜价格创出4270美元的历史新高，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601亦大涨到37410元人民币。国储四度抛铜，除了首次国际铜价略有所下挫之外，其余三次对铜价均是未抑反扬。

    这些信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期货市场上一场残酷对决的开始。有人认为此次事件只是反映国储局运作不透明、或是内控机制不严，实在是小看了政府部门逐鹿世界资本市场的毅力和决心。从长远来看，期货市场大战是一场非打不可的战役，这可以阻止国外投资基金在原材料市场对于中国溢价无休止的榨取。

    作为数一数二的大买家，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大宗商品、燃料、基本金属和原材料市场上一再低调交易，但并没有摆脱在期货市场上被对赌方合力“围剿”、在现货市场上高卖低买的被动局面。以国储局的背景和发改委与之相配套的行业调整步骤来看，试水期货应该说是一个争夺国际原料市场定价权的战略决策。

    国际商品基金正在与中国政府进行一场期铜大战，前者做多，后者做空。三月期铜交割期限在望，争斗白热化。

    先来看双方的筹码。国储局的最大优势就是政府信用与国家经济实力，可以寻求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首先，国储局有关官员透露铜库存达130万吨，可以抛售的数量远高于市场预期，以打压做多的势力；第二，抛出库存铜打压上海期铜价格，以期影响世界期铜价格；第三，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行业调控，以抑制国内对铜高企的需求量。日前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贾银松明确地提出铜行业尤其是铜冶炼行业出现了投资过热的情况，目前对铜行业相关的专项发展政策正在拟定中。这是对减少铜需求量的釜底抽薪的办法。

    国际商品基金的筹码要多得多。最重要的是手中握有重金，有一定的抗压能力。所以，他们可以拒绝相信中国国储局有关官员透露的铜的库存量，无视世界铜业组织、汇丰银行、标准银行对于铜需求将趋于饱和的报告，继续吸盘拉升价格。到目前为止，LME市场期铜价格连创新高，持仓水平稳定。这些基金不到交割日中方付出真金白银，绝不会收手。

    不仅如此，这些基金多属国际期市的老玩家，挟重金而定价，挟规则以自雄。如果此次国储在伦敦卖空的传言属实，到时无法交割，投机基金可以直接获利；如果国储可以交割，基金持有铜，则可静候国储补库时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这些基金对于世界市场的周旋余地也大得多，比如对于产铜区的罢工时限的调整，对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财经媒体的运用等等。

    经济领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拼的是财力、智能与灵活的制度。此次期铜大战，输赢暂且不论，国储局具体的操作手法中也有大可商榷之处，但如果因此否定中国争夺世界原材料市场定价权的必要性，或是用对内部体制的批判来取代国际市场定价战的认识，不是过于天真，就是对于世界市场的基本面缺乏起码的了解。

    LME铜价再次推升的背后是国外对冲基金继续建立多头头寸。据美联社报道，美国MooreCapital、VegaAssetManagement、TouradjiCapital对冲基金以及英国主营商品期货的对冲基金Armajaro都在11月16日之后，又新建了大量多头仓位。而原有多头仓位的伦敦对冲基金WintonCapital创始人戴维·哈丁公开表示:“我们做多已有很长时间，并且仍然看涨。”国际基金之所以继续看多，是因为他们料定中国持有巨大空单但没有足够的供应量。事实上，中国官方已经承认国储铜的亏损。12月12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表示，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国储铜”事件代价惨重。这是国内政府官员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国储铜”事件表态。

    中国企业：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近年中，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对能源、钢铁、矿石、农产品等基础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仅靠国内资源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需要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各类战略物资。由于中国市场采购量极其之大，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现象：凡是中国市场需要的物资，其价格必然会连年翻番，中国因此而吃了哑巴亏。涉及到期货市场，中国及中国企业的惨痛教训更多。中国机构在海外衍生产品市场上屡屡被对手看穿底牌，任其鱼肉，值得反思。

    株州冶炼厂是我国最大的铅锌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1997年，株冶从事锌套期保值的操作人员越权透支进行交易，出现亏损后没有及时汇报，结果继续在伦敦市场上抛出期锌合约，被国外金融机构盯住而发生逼仓，导致亏损越来越大。株冶最终选择平仓退出，亏损高达1.5亿美元。

    中国储备棉中心是2003年3月设立的中央企业，肩负着调节棉花余缺、平衡市场供求的职能。当年10月起中储棉进口棉花多达20多万吨，豪赌国内市场棉价上涨。结果，国内棉价不涨反跌，致使其投机失败，保守估计其亏损在6亿元人民币左右。

    2003年以后，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在对油价走势判断错误的情况下，在市场上卖出大量看涨期权，累计数量达到5200万桶。2004年10月份，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但中航油并没有采取断臂措施避免更大损失，而是不断展期，导致亏损急剧扩大。由于无法为一些投机性质的交易补仓，公司被迫在亏损的情况下结束部分仓位，最终亏损5.5亿美元。

    无论是此次“国储铜期货事件”还是“中航油事件”、“株冶事件”，其共同特征是中国企业缺乏对期货交易完善的风险控制能力。在缺乏制约与前后台监控的情况下，一位交易员可以自由地买卖期货合约，其总部根本不能及时准确评估这些仓位的潜在风险，更谈不上及时化解风险了。全球化之下，中国企业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种资源，相应的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衍生工具与品种进行风险管理，但中国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重成本控制，轻风险控制”，必然要吃大亏。今后要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中国企业，太需要转变观念了。

    国储铜20万吨空头头寸事件发生之后，有关方面需要就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作一个合理的解释与交待。国储局及刘其兵所属的国储中心并没有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资格，刘其兵是怎样进入LME交易的？另外，随着国际基金不断拉升铜期货价格，刘其兵名下大量空头仓位需要不断追加保证金，其数量应在千万美元之上。刘其兵失踪之后其仓位仍未爆仓，那么，这些后续资金从何而来？LME的8家经纪商当然不会盲目为这些仓位继续提供融资授信支持，除非他们得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某些暗示或确认。无论如何，国储应该选择适当时机，向市场披露有关信息，为真正以市场化方式解决此次事件创造条件。

    此次“国储铜期货事件”远未到最终解决之时，个中变数还有很多，但核心之处在于只有市场化方式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尽管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期货事件”与此次“国储铜事件”并不相同，但其以市场化方式解决的思路值得国储借鉴。除了国储，LME的期货经纪商、融资方等都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布铜冶炼行业盲目投资的调查与政策。调查指出，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阶段性需求快速增长，我国铜冶炼行业发展迅速，产能不断扩张，同时也出现了违规建设、盲目发展势头，造成铜精矿供应日趋紧张，且价格持续上涨，需要引起关注。

    为了正确引导铜冶炼行业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将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统筹考虑环境、资源、能源承受能力，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研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抑制铜冶炼行业盲目投资促进铜工业健康发展。业内人士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抑制铜冶炼行业盲目投资，促进铜工业健康发展，也将对未来铜价产生影响。

    仅仅有事后的追究制度远远不能防微杜渐。虽然公司治理结构已经是一个让我们耳朵听起来生茧的事情。但是，国储铜、中航油、中储棉等事件共同的问题都在于缺乏对交易员的制约，轻视风险控制机制。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国内企业利用境外衍生金融产品进行风险管理这一做法本没有错，问题在于进行境外衍生产品交易时必须做好风险控制。

    我们关心的是谁是下一个？

    我们期望的是没有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