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期（总第284期）

   　 什么怎么写，始终是困扰新闻工作者的两大难题。虽然有同仁不时在为我捧场，说“GGG写稿子又快又好”。作为新闻工作者，写什么怎么写这两大难题，在我身上同样不可避免。结合去年改扩版以来社会新闻部的采编工作，我就“发现一个点，理清一条线，放大一个面”这一话题，谈几点关于新闻策划与采编的体会。在此，我首先向社会新闻的记者和编辑道歉，因为我“贪社会新闻部集体之功为己有”。
    一是新闻的点线面，你在哪里？
    去年4月8日下午5时，记者告诉我一条新闻线索，说是天全有家人在南京打工，捡回一个小孩，养了半年多，现在对方门找上门了，据说是国内首例“扑克牌”寻人成功的，省内几家报纸正准备采访。
    我一听十分激动，“这是一条大鱼，我们好好整一盘！”记者采访去了，我和编辑宋景在家上网查“扑克寻子”的相关资料，算是采买佐料，准备烹制一道精美大餐。就在我们热切期盼中，记者回来了，他的第一句话是：“不是扑克牌寻子。”一腔热情顿时化为泡影。
    不过，从南京捡回孩子又送回一事，毕竟新闻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儿”，虽然没有预料的那么好，在雅安已是不小的新闻了。于是，我们在次日的报纸上编发了一篇通讯《打工夫妻在南京捡回走失儿童  大义父亲打了电话又写信  养了九个月的“乐乐”送回家》。
    尽管值班老总签发了此稿，但我心中仍有疑团，也许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回家的路上，我再次给记者打电话核对，并嘱咐他跟这家人保持联系，如有新的变化，随时关注。
    第二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查看《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的相关报道，一看就给我当头一棒，“乐乐”正是“扑克牌红桃9”。我气急败坏，抓起电话就给记者打过去，劈头盖脸地问道:“成都媒体的记者并没有到现场，人家都弄清楚是乐乐是‘红桃9’了，而你在现场采访，居然漏掉了最重要的新闻事实！”记者起初很委屈，接到线索后扑爬跟斗地赶到天全采访，采访回来连饭都来不及吃就写稿，结果不但没有讨好，反而挨了骂。委屈之后，他也很沮丧，整天几乎没有说一句话。看着一条大鱼从自己手中溜走，不气才怪。
    气归气，我们的采编工作还得继续。随后我把宋景、记者找到一起商量，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补救。
    这时记者又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是江苏卫视“人间真情”栏目准备为这家人做节目。我眼前一亮，机会又来了！我们当即决定：记者一天给这家人早、中、晚各打一次电话，有新动向我们立即动手。然而几天的结果都是一句话：“平安无事喽。”这有点让人感到奇怪，我猜想这家人可能在忽悠我们。
　　“也许这家人在撒烟幕弹，我们不能守株待兔了。”12日是星期五，是我们部门的休息日，我决定和记者采编联动，上门采访。
　　我们上门一看，这家人刚被江苏卫视接走了，江苏卫视打招呼：说是不能向其他媒体通风报信，他们要封闭做节目。
    “把溜走的大鱼再逮回来！”我们立即通过电话和短信告知对方：“我们是家乡的媒体，非常关注你们这件事，现在有很多传言，说乐乐是你儿子拐卖回来的。请你们接受我们的采访，澄清事实，消除误解。”同时，我们考虑到这家人怕长途漫游电话费贵，主动为对方手机充值50元。于是，我们在南京和雅安之间，建立起了一条江苏卫视都不知道的“热线”。
    我们立即进行策划包装，先后推出了《“红桃9”到哪里去了》、《“红桃9”藏在大山中》、《“红桃9”的是是非非》上、中、下三篇《雅安打工夫妻捡走南京孩子》长篇系列报道，抢先在江苏卫视播出前的两天刊发了这组稿件，第三篇刊发与江苏卫视的节目是同一天。系列报道刊发后，有不少读者打来电话称：“这组报道及时，详实，比看电视还过瘾。” 
    回过头来看，这组稿子的点、线、面在哪里？它的点就是走失的儿童又送回，而它的面则是扑克牌“红桃9”，线则是失子父母千万里的寻子过程。我们最初找到的只是新闻点，当我们放大面的时候，国内首例“扑克牌寻子”就凸现了它的新闻价值——这不仅是雅安的新闻，同时它是国内的新闻，在国内还引发出了一场情与法的冲突较量的大讨论。   
    二是新闻的点线面如何确定。
    一个新闻点，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他的背后必定有一定的线和面，一个点必定有一条线，一条线必定有一个面，只有这样，一篇新闻才有了长宽高的三维立体空间。我们经常说的稿子有没有厚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下面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大熊猫的野外救护。去年12月初，宝兴一只大熊猫幼仔被抢救后送到了碧峰峡大熊猫基地。我们以《雪地里被弃的“孩子”，我们为你找个家》为题作了报道。
    但我仔细一下，这种抢救就是送走去圈养的保护方式合不合适？如果所有抢救的大熊猫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送了之，我们送走的不仅是一只个体大熊猫，送走的也许还是大熊猫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连同他的子子孙孙也送走了，因为它将来已不在夹金山繁衍生息了。若干年后，大熊猫的乐园夹金山会不会成为一座空山？如是，新闻的点线面一旦纵深进去，犹如开出了一列火车头，一呼百应，可写的东西就多了。于是，一篇《抢救的大熊猫一只只被送走，夹金山会不会成为一座空山？》的纵深新闻就诞生了。
    第二个例子是桂花成桂冠。两年前，当宝兴发现万亩野生桂花林的时候，我立即赶到宝兴赶洋沟采访，看到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向其柏正在考察。在闲聊时，他突然说桂花应成为奥运桂冠，我记下了这句话，并写进了《宝兴桂花花开四月天——雅安野生桂花林大揭秘》一文中。
随后我一直在思考，2008年奥运会，雅安桂花如何与奥运接轨。元旦刚过，当我看在《四川日报》上看到四川一企业向奥运伸出“橄榄枝”的消息时，我想起了向其柏教授闲聊的话，于是，我和编辑张雪梅共同策划了《雅安野生桂花静悄悄地开  期待为奥运健儿加冕》这一选题，1月9日，该选题以半版的篇幅推出，“养在深山人未知”的雅安野生桂花搭上了奥运这个大主题，新闻的点线面瞬间被无限放大，稿件自然受到好评，市委书记徐孟加指示，这个策划很有创意。他责成第二届电影周组委会要认真研究，做出效果，从而提升和扩大雅安对外形象和影响力。大熊猫和桂花两个话题类的新闻选题，先后被《四川日报》等媒体和网站采用，开了《雅安日报》话题类新闻稿被《四川日报》采用的先河。
　　三是一些新闻线索有相同的点线面，为什么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
　　2007年3月29日傍晚，我们从新华社稿件中看到北京地铁塌方，有几人被埋，其中一人是名山的廖正军。廖正军是名山哪里人？我们当即请名山县委宣传部领导帮我们查找，确定了廖正军的身份。当晚我们编发了《北京地铁塌方  6人被埋名山有1人——廖正军家属昨已抵京  救援正昼夜进行》一稿。次日上午，记者已赶到廖正军家中采访。当我们得知村支书随同家属已到北京后，又在雅安和北京之间建立起了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热线”。
    当廖正军的尸体清理出来后，我们当即进行了报道，抢在了北京媒体之前报道了死者身份。《新京报》记者在网上看到我们的消息后，很纳闷：“我在现场也见到了清理出来的尸体，我都不知道他的身份，远在千里之外的《雅安日报》纵然有千里眼，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为此，他几经周折，把电话打到了雅安询问。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的“新闻热线”的另一头，就是随着家属已到达了塌方事故现场，尸体清理出来，谁是他们的亲人，用不着公安辨认，而当地媒体的记者，要等到公安辨认公布后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的事，现场的人并不一定知道。
    北京地铁塌方事故，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就死死地逮住了“大鱼”不放。事后，事故方负责人到雅安慰问家属，对本报的及时、客观、公正的报道大加赞叹，我们编发的稿子还被该公司的网站采用。
    记者在采访此事时，发现眉山市有关部门派人赴京参与此事，而名山只有家属参与，村支书也是应家属邀请去帮忙的，他走前，也没有跟有关部门打招呼，记者到镇政府采访，也是一问三不知，表现十分冷漠。为此，我们在公开报道的同时，还编发了动态清样——呼吁地方党政领导对赴外民工不能冷漠！
    事后不久，甘孜雅江县一企业塌方，有雅安籍民工被埋，与北京地铁事故如出一辙。有记者称：又一条“大鱼”出现了，我们赶快逮住！   
    但我和编辑否定了这一选题。理由很简单：新闻的点线面虽然相似，但有着本质的区别。
事实的发展过程正如我的预测。事后有记者问我：为何同样的事，有的要做有的不做？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从新闻点来说，廖正军埋在北京，信息是开放的，谁也捂不住；而雅江事故，相对而言信息是闭塞的，可以封锁消息；就新闻线和面而言，前者发生在北京，有一个很大的面，线很长，而后者发生在甘孜，面很窄，线也短。事实上正是如此，从事发到事故处理完毕，没有一家媒体报道此事。如果当时不慎，我们做了这篇稿子，也许我们就成了四川的“戳锅漏”，“戳锅漏”的结果，等待我们的,也许就是“死翘翘”了。这是我们新闻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我们是党报，我们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即凡事不能只从新闻价值上作取舍，首先要讲党性。
    综上，我认为发现了新闻点，我们必须理清新闻点背后的线，它能通向哪里？线有多长？再放大新闻点背后的面，这个面是仅是雅安的？还是四川的？中国的？乃至世界的？它能放大到多大？如果我们做好了点线面的工作，我们就有可能把小新闻做成大新闻，才能把雅安的新闻做成四川的新闻、中国的新闻，也许省内首例、中国首例、世界罕见的新闻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雅安日报》上，地方报纸也能做出大新闻，地方小记者也能做出“天都盖不住”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