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虽然聪明、机智、成功，但喧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的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在那里，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在漫漫黑夜中结交，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关系上也没有任何界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亚历山大爷爷有一次说：他们认为将来这样的事情会很简单，小伙子只是到一个姑娘那里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许姑娘甚至连等都不等小伙子提出要求，自己就会向小伙子提出要求，就像讨杯水。”缺乏想象力的贝茨阿勒尔伯伯则带着克制的愤怒说道：“这些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毁了？就这样把所有的情感都抹煞了？就这样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温吞水？”尼海米亚大叔从角落里突然冒出两句歌词儿，听起来像走投无路的野兽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长曲折，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啊，妈妈，我在热浪中、在风雪中寻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来越遥远，嗨勒嗨……”接着琪波拉用俄语说：行了，行了。你们发疯了吗？孩子会听见你们说话的！”就这样他们说起了俄语。拓荒者们生活在加利利、沙龙平原和山谷里，不在我们的视野中。

　　那些小伙子们粗犷热心，少言多思，姑娘们高大强壮，坦率自律，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懂，什么都理解。他们了解你，了解你为何羞怯不安，他们依然深情、严肃，满怀敬意地待你，不把你当孩子，而是把你当成人，尽管是小一号的成人。在我眼中，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强悍，认真，老成持重，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讥讽嘲弄的歌，唱肆无忌惮的贪欲之歌；要么就是疯狂地跳舞，仿佛超越了肉体。但是他们也能够享受孤独与内省，能够露宿户外，睡帐篷，从事艰苦的劳作，唱着“我们总是整装待命”、“你的小伙子曾用犁铧带给你和平，而今他们用枪杆子带来和平”、“把我们派往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他们能骑烈马，要么就是开履带宽宽的拖拉机。他们讲阿拉伯语，知晓每个山洞和每条幽谷，会打枪，会投手雷，而且还阅读诗歌和哲学。他们勤学好问，含而不露，就连在夜晚躺在帐篷里那短短的时间，也借着烛光低声地谈论着生活，谈论着在爱情与责任、民族利益与普遍正义之间所作的严酷抉择。有时，朋友和我一起去塔努瓦发货场看他们乘坐着装满农产品的货车，远远地从山那边来到这里，“身着工作服，脚登笨重的胶鞋”，我通常走到他们的近旁，吮吸干草的气息和远方飘来的醉人芬芳——那里，的确发生着巨变。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那里他们正在自然景观和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正在耕耘田地，种植葡萄园，他们正在谱写新的诗篇，他们正拿起枪支，骑上马背，还击进犯者，是他们把我们这些悲惨的躯体铸成了战斗的国民。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一起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从那个地方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关于戏剧、歌剧、芭蕾、卡巴莱的种种传闻，还有现代艺术、党派政治、激烈争端的反响，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语。在特拉维夫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那里有大海，大海里满是会游泳的古铜色皮肤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谁又会游泳呢？谁听说过游泳的犹太人？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种突变，像蝴蝶从虫蛹中奇妙地再生”。特拉维夫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我一听到“特拉维夫”这个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蓝色男式背心、强健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畏惧的小伙子，那种他们称之为“哈维尔曼”（非常容易相处的人）的人，鬈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破帽子，样子随意但撩人，嘴上叼着烟，在世界上无拘无束；他终日在田野里从事艰苦的劳作，要么就是使用研钵，晚上，他拉小提琴，夜间，他和姑娘们跳舞，要么就给她们唱充满深情的歌，皎洁的月光映衬着沙丘，黎明时分，他带上手枪或者轻机枪从掩体走出，潜入夜色之中，守护着房屋和田野。特拉维夫是那么的遥远！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至多到特拉维夫去过五六次，我们偶尔到那里和姨妈们一起过节。不光是那时特拉维夫的日光与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有许多不同，而且连万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