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政治上的控制，日本关东军还对溥仪的生活和精神无所不控。14年里有10年，溥仪都是与一个日本人一起度过的，他就是“帝室御用挂”吉岗安直。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
在精神上，溥仪必须每天定时观看日本影片；定期祭拜伪皇宫东南角的“建国神庙”，里面是代表日本天照大神神体的法器；在同德殿叩拜厅，表面上君臣是向溥仪参拜，实际参拜的却是日本“天皇”，因为方向并不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坐北朝南，而是坐东朝西。按照日本人的想法，东方是日本天皇所在。甚至溥仪每一次剪发，都要由日本人负责。
1932年5月，国联调查团来到了东北。他们向溥仪提出了两个问题：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看了看身边坐着的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后，溥仪老老实实按照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拥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1934年《时代》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作者也不无感叹地写道：“如果他自己能决定的话，亨利·溥仪会希望举办一个简单、舒适的仪式来宣布登基为满洲国皇帝，就像上周比利时新国王利奥波特三世宣誓登基时的仪式一样。但是，在十年前中国没有给他分文并抛弃他后，是日本选择了他。日本需要他成为一个象征来向世界表明，满洲国是独立的，是他这个眼睛深凹的有名无实的领袖，用皇家宫廷的壮丽吸引着满洲农民的目光。”
就像费正清说的，所有的好奇最终成了同情。1934年3月5日的《时代》里写道：“溥仪的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者那个代理人手里的一个工具。”可是当时的溥仪却没有这样认为。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国人的一份子，而不单单只是一个满族人。他所建立的满洲帝国，并不是大清国的一部分，却成了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所谓的中国，在他眼中俨然成为他的敌人，所以，在他的眼中，是没有“汉奸”这个概念的，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满人，根本与“汉”无关。
所以当1936年2月24日再次登上《时代》封面时，溥仪就已经是与苏联的斯大林、日本的裕仁天皇以及蒋介石同时出现了。封面文章的背景是1936年新年伊始日军与苏军在中蒙边界发生的军事冲突——“满洲帝国”在这次冲突中显然是作为日本的附庸出现，就连封面照片上溥仪的衣着服饰都与日本天皇的有些神似。
1936年，在今天看来就是大战开始的前夜了。那一年的苏联，正担心着陷入对德对日两线作战的局面。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挑战，英美希望推动日本北进苏联，同时确保自己在中国内地势力范围，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姑息忍让。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两大战争策源地形成之时，也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盛行之际。无论是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还是西班牙内战等国际事变中，美国都奉行中立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