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底，阎连科的《受活》的发表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使以下的论断成为可能：备受争议的河南人在中国文坛组成一个敢死队。他们孤军深入21世纪的文学领地，如入无人之境，无物之阵。这就是由刘震云、周大新、张宇、李洱、阎连科、行者组成的尖刀班。而且评论与出版方面的殿后阵容也不可小视。真不知河南会做出什么举动，都说他们要给长城贴上瓷砖，现在他们给中国文坛开掘了一块墓地："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他们就在墓地边舞蹈――这就是阎连科热衷描写的场景，坚硬如水中的高爱军与夏红梅一直在墓地革命与交媾。现在，"受活"里的人们睡在打算安放列宁的遗体的水晶棺材旁边。他们的睡眠没有带来好运，他们玩绝术赚来的钱都被偷走了，而他们被"圆全人"困在这里（"圆全人"：小说中对完整健全的人）。这里几乎成为他们生活的墓地。只有对墓地有深仇大恨又痴迷眷恋的人才会如此狂热的书写。河南人的写作我行我素，公然蔑视公众，顽强反抗潮流。他们的作品，越来越难懂，越来越没有章法，越来越潇洒，越来越纯粹。他们写作了当代文坛一部又一部天书：《故乡面和花朵》（刘震云）、《花腔》（李洱）、《大化之书》（行者）、《坚硬如水》（阎连科）……。现在，这部《受活》算是让文坛又呛了一个跟头。河南人就这么狠！《受活》让饱食终日的中国文坛"受活"去吧！80年代有江浙作家群（南方派系），以其语词的绮丽绚烂而别居一格；90年代初有陕军东征，那是大块状的历史与不可遏止的欲望；90年代末有广西的作家群，他们也有语词和对当代生活的洞察；而河南的作家群却穿越八九十年代逼进21世纪，文坛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地域的作家的集体性存在。他们也从来不是一个群落，不是一个象样的集体，分散在北京与故乡河南的某些角落。但河南人就是这样，走到哪里都保持着故土的本色，他们做得最好正如他们做得最坏一样彻底。现在，是要对他们刮目相看的时候。看看，《受活》，不是一般的手笔，哪敢这么写小说？这哪里是在写小说？这是写作的虐待，这是对写作的虐待，这是把写作的苦难与生存的苦难融合一体的绝对写作。

    这部小说的显著特点在于对乡土中国的困境与残缺生活展开了迄今为止最为极端的描写。这部小说讲述一个残疾人居住的村庄的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但他们以坚韧的意志进行艰苦的劳作，还能自给自足，过得自得其乐。然而，改革开放后，他们的生存也受到"发展"的困扰，用他们的所谓绝术四处演出赚钱，结果却被"圆全人"劫走。阎连科近年来的作品一步步向困境的极端的迈进，生活怎么这么难啊！这是阎连科念念不忘的对生活的基本评价。他的《坚硬如水》描写夏红梅与高红军在墓地睡眠交媾，那是对革命红色恐怖年月的象喻。只有墓地才能最充分地体现生活的绝境。生活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祈求呢？这一次阎连科算是对乡土中国的生活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还原，一次绝情的祛魅。要知道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上――中国的手机跃居世界第二，互联网世界第二，高速公路世界第二……这么多的世界第二，足以塑造一个"新新中国"的美好神奇的形象。可是"受活庄"呢？它存在着，阎连科的书写决不手软，他的故乡，他的记忆，他的乡土中国，不再有沈从文的坚韧美丽；山乡巨变般的欣欣向荣；也不是刘醒龙的那种淡淡的艰难；这是绝境中的绝望生活，一种无底的生存洞穴。《日光流年》的苦难应该到了尽头了吧？现在，这是一个残疾村庄，这些残疾人，或者是缺胳膊断腿，或者盲瞎聋哑，或者侏儒畸形。那个上岁数的瘸子向县长数落道："我们受活村二百五十多口人，有老少瞎子三十五口哩，聋子四十七个哩，瘸子近着八十口人哩。那些少了一条胳膊，断了一根手指，或多长了一根指头的，个儿长不成人样，七七八八，不是这不全，就是那残缺的也有三十口或者五十口……。" 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上天对他们已经非常不公平，但是他们还要遭遇历史、政治和"圆全人"的迫害欺辱。

    这部小说在处理革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同样具有深刻之处。"革命"之作为起源与遗产，作为创造与压制奇怪地交互起着作用。河南人对革命代码及其历史叙事有着特殊的敏感，刘震云当年就不留余地解构历史，李洱的《花腔》就是对革命的深刻重写。阎连科本人也对"革命"有着极其怪异的洞察，《坚硬如水》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的一次狂欢化的表达，一种绝望与狂喜的混杂而成的后悲剧风格。现在，《受活》又在挥舞着革命代码――就象茅枝婆挥舞着那根拐杖一样。这里的革命代码主要体现在茅枝婆的革命身份与对列宁遗体的购买这二个事相上。这二者奇怪地形成"解构对冲"。前者是对革命的重新建构；而后者则是对革命重新建构的失败，以至于是对革命历史（最高的历史象征）的绝望解构。

    茅枝婆有着长征的革命经历。小说采用了含混的写法，她是因为爬雪山过草地留下残疾，革命历史总是传说，它无法被确定。但是村民相信这样的传说，都认可了她的革命身份，茅枝婆本人也以老革命自居。在社会主义革命年代她率领村民入社，她是革命的化身，她的革命权力倒是最生动地反映了革命的理想状态：正义、公平、平等、集体利益。茅枝婆代表着"受活庄"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中，特别是在当代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茅枝婆也被卷入其中，她带领"绝术团"到处演出，最后一场压轴戏居然要她出场冒充一个240岁寿星，这个老寿星从90岁起穿着寿衣等死，结果却活下来了。这显然是一个骗局。"绝术团"的令人惊异的那些节目，大部分都是一些骗局。当然，茅枝婆知道这些骗局，她拒绝这些拙劣的要求。茅枝婆的形象中注入了革命历史的象征，她是当代史的最本质的概括。当代史在阎连科的理解中，显然具有一种"革命起源"的规定，茅枝婆的形象无疑具有革命历史的寓言性的象征意义。

    在另一方面，发生了购买列宁遗体这一事件。柳县长为了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竟然异想天开地从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建造一座列宁纪念堂，作为当地旅游的龙头项目。柳为了实现这一荒唐的想法不懈努力。毫无疑义，这是对革命史的极端反讽。俄罗斯这个革命的圣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当年的革命遗产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没有钱来保存列宁遗体，而且人们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这是柳县长从《参考消息》上得知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让他动了心思，他把革命史的断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连接起来。但他连接的方式实在是太奇特，太不可思议。革命发展到当代，既创造了当代的后遗症，而这个后遗症――革命的遗产也就是从历史起源对它的历史的权威意义，进行了极大的颠覆。列宁遗体被中国河南的贫困地区买来作为发展经济的一个旅游项目，虽然这是一个未遂事件，但它在叙事中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革命没有创造奇迹，没有创造共产主义的天堂，现在，革命的遗产却是贫困，绝对的贫困，无法摆脱的贫困。拯救贫困人民的只有通过革命的至圣先师，用他的遗体来创造财富。中国革命作为前苏联的学习者或后代，现在，它要对革命的至圣先师行使它的新的膜拜，那是他的记忆、他的根源、它的祖先。这次革命的记忆与模仿的膜拜，却没有任何革命的实质内容。这是"后革命"的自我祭祀，是大彻大悟的哀悼。革命变成一种象征的表演仪式，一种娱乐休闲的节目，革命的暴力、流血、残酷，现在变成一种好奇的经验，一种惊异及其虚荣的满足――这是对革命的纯粹的祭祀。

    柳县长（柳鹰雀）是一个复杂而暧昧的革命代码。他是革命的继承者、断裂者和遗失者。这个幼时的孤儿，被社校柳校长收留 ，他作为一个若即若离的"后代"进入革命的学校，蹭饭吃，旁听课程，后来参加工作搞社教，后来，他就是副县长了，管全县的家田了。一个县的农田都修得平平整整，一片一片，车从农田的地旁路上开过去，像船从爽爽的海面驰了去。他显然很有一股倔强而大胆的方式，他招商引资的手法令人惊异，给一位华侨铺下56里地的红布地毯，感动了华侨，硬是给村民们建好了一条公路。这是个满脑子装着令人惊异的点儿智学的人。在这个改革开放年代，需要有新思维和非常规手段开创未来，他的非常路数也做出了一系的业绩。他当上了县长，现在，他异想天开要从俄罗斯买来列宁的遗体安放在中国的一个贫困地区，这会带动当地的旅游业。地委书记先是被他耸人听闻的说法吓了一跳，随后听了他的计划和预期的门票收入，地委书记也被他说得心服口服。他购买列宁遗体的计划并不是完全的胡思乱想，他对革命的至圣先师有着充分的了解。他能记住列宁的全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一共是13个字，他能记住列宁的生卒年月和全部著作。（他对革命年谱的记忆方式用的中国传统旧历）。他对地委牛书记说："列宁是咱社会主义的祖宗哩，是咱社会主义国家的爹，你说哪有孩娃不知道爹的景况哩。"这就是他理解的革命史，然而，他却以这种方式来对待／祭祀革命史，在这里，崇拜与亵渎被完全混淆了。在工作之余，他会到自己建立的密室里，在那里与革命导师，与十大元帅一起进行心灵的对话，在那些画像中间，赫然挂着他自己的画像。小说后来透露了一个细节，在为安放列宁遗体准备的水晶棺材底下，柳鹰雀居然为自己也准备了一个水晶棺材，上面还用黄金镶钳"柳鹰雀之墓"。对革命史的膜拜与传统封建主义的迷信被混淆在一起，这是阎连科对革命史的本质的追问，又是对其最为深切的哀悼。柳鹰雀以其遗体的形式，以其对遗体的崇拜的形式，把自的肉身作为革命之祭品，陪伴革命的至圣先师。他当然想分享人民的崇拜，但他事先又以祭品的形式完成了他优先的供奉。在那些年代，革命者总是以大无畏的豪迈语气说道："去见马克思"――这是革命关于死亡，视死如归的经典表述。在革命告一个段落后，以见马克思来表达革命的永恒性。现在，柳显然是以徇私舞弊的形式，率先见了列宁――这一切当然都是在他的设想中完成的。由于列宁遗体的购买行为受到有关部门的阻止，柳的宿愿也未能如愿。柳最后是以一个失败者宣告结束的，他被停职，而且就在那一时刻，他被汽车压断腿，他也成为一个残疾人，这使他到"受活庄"落户显得合情合理。

    柳鹰雀本身是一个"后革命"的混合体，正如他的名字，他是鹰雀的混合体，伟大与渺小，豪迈与卑琐，高瞻远瞩与目光短浅的混合体。他是一个"解构式对冲"的人物。他不仅继承革命的遗产（遗体――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那么多人都要抛弃他，但他却记住了这笔宝贵的革命财富），要让他在"新新时代"发挥伟大的功效；同时，他又颠覆了革命的神圣性，他改写了革命遗产的历史宗旨，他改变了革命遗产继承的经典形式。现在，只有柳这样的人才能追忆革命，却是以这样的"后革命"的方式！革命的复活却采取了喜剧的形式，然而，革命史并没有真正的喜剧，阎连科依然在其中看到悲剧性的内涵――一种后悲剧的精神。柳要拯救的穷苦人，没有别的出路，他只有依靠革命的遗产。柳失败后，茅枝婆也试图让"受活庄"摆脱县乡的管制，回到当年的自在逍遥状况中去。但其前景令人堪忧。柳的形象是对革命的当代史的全面深刻的思考，是对其起源与承继，变形与转折，发扬与盗用的全盘探究。从未有一过一部小说，能对革命历史与继承问题作过如此深刻的洞察。在这一意义上，《受活》无疑是一部"后革命"的经典悼文。

    很显然，这部小说在文本结构、叙事方法以及语言方面，也显示出倔强的反抗性。在这里之所以使用"倔强"与"反抗"，而没有用"创新"这种说法，是因为说"创新"太奢侈。这种文本是怀着对乡土中国，怀着对革命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命运的绝望式的关切来展开的，因而，阎连科试图回到乡土中国残缺不全的历史中去。在这里，革命史与乡土史是同样破碎的地方志。小说不断夹杂"絮言"于正文叙事中，这些"絮言"是对正文的补充与解释，然而，这本身说明，一旦回到乡土中国的生活状态，回到它的真实的历史中，那些东西是如何难以理解，没有注释，没有说明，现在的阅读完全不知其云。这是对被文化与现代性培养的阅读的极大的嘲弄。乡土中国是如此顽强地自我封闭，它的语言，它的那些说法，难以被现代性的叙事所包容。当然，更重要的是，阎连科在这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河南方言，特别是那种叙述语式。这种文本带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带着存在的倔强性向当代社会扑面而来，真是令人措手不及。很显然，"絮言"同时具有文本结构的功能，对一个正在进行完整性叙事的文本加以打断，插入另外的表达。阎连科在这部对残缺生活书写的作品，也使之在结构上变得不完整，变得残缺不全。那些"絮言"的补充结构，并不说明把遗漏的遗忘的和被陌生化的他者的历史全部补齐。相反，它意指着一种不完全的书写，无法被概括和表达的乡土中国的历史。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小说采用中国旧历来作为叙事的时间标记，所有的时间都在中国古旧的黄历中展开，现代性的时间观念，革命史的时间记录，在这里都消逝在古老的黄历中。诸如"阴农历属龙的庚辰年，癸未六月……"，"庚子鼠年到癸卯兔年……"，"丙午马年到丙辰龙年……"，甚至柳县长在回答地委书记关于列宁的生卒年时，他也用"上两个甲子的庚午马年家历四月生，这个甲子的民国十三年腊月十六日死"这种老黄历加以表述。这些莫明其妙的时间标记，顽强地拒绝了现代性的历史演进，革命历史在这样的时间标记里也无法被准确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