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这样给诗歌下定义：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

    参照这个思路和句式，中国当代的出版人可以给出诗的另一个定义：诗就是被中国当代的文学出版人最不假思索、当机立断、毅然决然拒绝的东西。的确如此，我们每天接到大量的自然来稿和投稿咨询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最没有心理压力处理的就是有关诗歌的来稿或电话，因为往往只需一句话就可打发：我们不出诗歌。好像作为一家文学出版社，不出版诗歌是多么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情。诗歌难道不是最纯粹的文学形式吗？中国不是一度被称为诗的国度吗？我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工作将近16年，回想起来，16年来，我们出版过的诗歌著作真的是寥寥可数，而且这些书中，有很大一部分还属于自费出版。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与兰登书屋》这本书中读到的这句话时，我会感觉震动而且惭愧：“每一位受人尊敬的出版家都应该出版诗歌，甚至一些明知亏本的诗歌。”兰登曾经与奥登等一批现代英语诗歌史上著名的年轻诗人签约，可以说正是体现了瑟夫的这一主张。

    而中国当代的诗人，一方面是被读者疏离淡忘，一方面又被出版社势利地抛弃，因此只能满足于在圈子内自娱自乐，或者是以极端的行为主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懑。

    出版的乐趣在于发现新人

    有一些东西应该是出版的常识，有一些原则应该是出版的题中应有之义。瑟夫这样说道：“把约翰·奥哈拉或詹姆斯·米契纳的书做成畅销书并不算天才，但出版的许多乐趣在于发现完全陌生的新人。”事实上，国内的老牌出版社，在这方面都能举出很多自己引以为豪的例子。在十月文艺出版社，我们与著名作家凌力的关系就可以追溯到将近三十年前。凌力的处女作《星星草》投到编辑部，当时的老编辑慧眼识珠，发现了作者的潜力，决定大力扶植。《星星草》写的是捻军起义的故事，背景主要在安徽北部淮河、涡河流域，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责任编辑陪同作者根据故事线索，一一寻访了这些地区。凌力就是从《星星草》开始了与十月文艺出版社长达三十年的合作，成为我们旗下不多的“血亲”作家之一。

    当年我们还有一套《希望文学丛书》，从丛书名看，这就是一套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培养文学新人的丛书。后来的许多知名作家，如张承志、史铁生、曹文轩等，最初的成名作都是收录在这里的。

    2005年6月，我曾经有机会在巴黎造访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谈话开始时，他们问我的第一句话，居然就是：你们十月文艺出版社现在怎样培养年轻作者？可见他们和瑟夫一样，也是把发现培养文学新人作为出版社的最大乐趣的。

    体会“双赢”的力量

    出版赔本的诗歌、发现培养年轻的作者，可以说是一个出版社的理想信念和长线战略，但不会是它的立身之本和经营之道。出版是商业，是追逐利润的行业，出版社不是公益和慈善机构，所以必须有它的商业盈利模式。从1925年瑟夫与他的合伙人唐纳德以20万元投资买下“现代文库”，开始创办兰登书屋，到目前，兰登书屋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实力、最成功的大众图书出版集团。兰登书屋的生意经是什么？瑟夫在书中将他的信条和盘托出：每个人都曾公平公正地做事。在人们公平公正时，每个人做事都很顺利。这是我一生遵循的信条。如果你赚了钱，要让别人也赚。要是有人受到伤害，那可不好，但如果你能把事情办得人人都得到好处，这才是理想的生意经。

    能够想象就是这样像一杯白开水一般朴实无华的信条构成了兰登书屋成功的基石吗？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25年，瑟夫在“现代文库”中收入克瑙夫出版社的《绿色公寓》，那本书当时在美国没有版权问题，兰登并不需要因此向首先引进该书的克瑙夫付费。但瑟夫出于对前辈出版人的敬佩，坚持按照每本书6分钱的条件向后者支付版税，这一异常公道、慷慨的主动，由此奠定了两家出版社友谊的基础，埋下了几十年后克瑙夫并入兰登的伏笔。

    这个故事活生生地体现了“双赢”的力量。双赢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但，实事求是地说，很多时候，我们唱着双赢的高调，播种的却是双输双败的种子。

    一点点幽默就能让生活有劲头

    瑟夫个性中最迷人之处，是他风趣幽默的天性。正如他自己在书的结尾处所说的：“一点点幽默就能让我们的生活有劲头。”瑟夫希望人们在他的墓志铭上写上这样的话：“每当他走进房间，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更快乐。”可以想象，无论是作家、读者还是业内同行，谁又能够拒绝与这样一个顽皮诙谐、妙语连珠同时又是与人为善的可人合作呢？连精明刻薄的萧伯纳也会被他的机智折服，不知不觉中就上了他的套儿，放弃了自己的强硬立场。

    作为一个长袖善舞的成功人士，瑟夫当然不会缺少一个精明的出版商应该具备的才华、智慧与胆识以及迎难而上、解决问题的能力。成功地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书通过法庭胜诉的方式正大光明地引入美国是瑟夫战功彪炳的出版生涯中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从中，瑟夫绘声绘色地全面展示了他的敢作敢为，智勇兼备。

    必须思考行业未来

    《我与兰登书屋》最早在1991年7月由三联书店出了第一版，收入著名的《文化生活译丛》，是一个不完全的删节本。就是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成了当年很多出版人最为看重喜爱的职业圣经，并且诱引一大批有志之士投身进入出版行业。让我感觉到有些巧合的是，《我与兰登书屋》的这两个版本连接的16年，正是我自己进入出版业的16年。当年初读此书时，还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编辑。理想的职业高度是像周振甫、傅璇琮等前辈一样，做一个学有专长的编辑。16年过去，感觉中国的出版业，就像整个中国的面貌一样，发生的都是以单元年度跨越一个世纪的巨变。那种田园牧歌式优游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出版，几乎是转瞬之间，就为紧张焦灼、刺刀见红，不是生存就是死灭的现代出版所取代。我想瑟夫在兰登的45年,经历的出版变局，从速度和强度，恐怕都没法与中国出版这16年相比。

    美国学者尼尔·博兹曼敏锐地划分出美国文化传播的两个时代，即以铅字为传播媒介的印刷术时代以及电视机主导的电视时代。他的《娱乐至死》一书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做了发人深省的“探究与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在电视时代，比奥威尔的预言更令人不寒而栗的赫胥黎的预言将成为现实：人们再也不必禁书，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人们不必担心真理被隐瞒，因为真理已被淹没在无聊琐屑的世事中；人们也不必担心他们的文化受制于人，因为文化已经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不妨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大步流星的时代，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一个表演至上的时代。出版界内部兵戎相见的表面残酷与热闹，不能掩盖与逆转的是这一行业日益边缘化的趋势。我曾经听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愤激说法：文化产业没有文化，创意产业没有创意。就像是为了满足做文字游戏的快感，我还可以再加上一句：灵魂产业没有灵魂。

    瑟夫比任何同时代的人都更早、更透彻地意识到了以20世纪40年代末电视出现为发轫的大众文化、技术、商业和媒体惊天动地的变革，以瑟夫作为表率并一脉传承下来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保证了兰登的活力，使得它几十年来始终成为行业的领头巨子。举一个最新的例子：2006年，兰登书屋的利润率达9．3％，销售收入为19亿欧元。在美国，兰登的201本图书登上了《纽约时报》2006年畅销书榜单，37本位列第一，创下了兰登书屋有史以来的最好纪录。

    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兰登仍然活得很好。中国的出版又会怎样呢？（文/韩敬群 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