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几乎每部官场小说的出版，都会掀起畅销热潮。逛一下书店，《局长》、《驻京办主任》、《女行长》、《信贷处长》、《接待处长》这些书名就是官阶的“官场小说”占据着书店重要位置；回顾一下荧屏，《省委书记》、《苍天在上》、《大雪无痕》、《至高利益》等改编自“官场小说”的影视作品曾是保证收视率的金字招牌。

《局长》封面

    “官场小说”作为一个名称正式提出来，是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以后。1998年，王跃文写成《国画》。随着小说出版，“官场小说”作为描述、揭密官员腐败生活、政治较量的一类小说的名词，迅速被读者牢牢记住。

    转眼，10年过去。10年里，陆天明、王跃文、周梅森等“官场小说”的中坚在市场上和读者中保持着恒久的号召力。当年，陆天明的《省委书记》一个月就发行了25万册；而周梅森的《至高利益》、《中国制造》，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等，不管有没有拍成电视剧，几乎每部小说的出版发行都会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畅销热潮。

    10年后，在今年上半年畅销书排行榜上，再次出现“官场小说”的身影：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榜上有名。据悉，这部作品到现在为止已经卖出15万册，而流传市场的盗版书数量无法统计，但肯定更为庞大。

    但无论是10年前还是10年后，这批作家们都一边享受着这个类型化名词带来的出版便捷和销售利益，一边却对这个名词不怀好意：王跃文否认自己的作品是官场小说；陆天明呼吁，“反腐”不要“贩毒”；王晓方说：“官场是个贬义词。”

    而在众多读者心中，官场小说风行之后，催生的是一大批模式化的作品。书中“拳头加枕头”的细节描写，相互倾轧的权力斗争，成为读者满足猎奇心理，甚至学习“从政经验”的“官经”。有网友给王跃文留言说，他在进入机关工作之前，先找他的小说读过再去上班；还有人称，他的《国画》是“一部让大学生少奋斗10年的成功宝典”。

    10年之后，“官场小说”到底是激浊扬清的严肃文学，还是猎奇性的传奇小说，或者是功利性的“做官指南”？是继续沦落，还是柳暗花明？记者采访了对官场文学颇有研究的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解玺璋，《驻京办主任》作者王晓方等人。        

    兴起：诞生时就是迎合读者窥视心理？

    因为尖锐地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和斗争，官场小说的开山之作－－王跃文的《国画》最终导致有关领导部门出面干涉，遭到查禁。但其实，《国画》并不是最早的官场小说，“张平、陆天明一些被看作是主流文学的作品、王跃文在这之前写的《官场春秋》，其实都是官场小说。”评论家、《小说选刊》原总编贺绍俊介绍说，“但《国画》引起很大的争议和影响，官场小说从此引起关注。”借助上世纪90年代“反腐”运动的东风，官场小说开始盛行。

    这个时期的官场小说大都是“揭黑”性质的。评论家、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辑解玺璋认为，官场小说与民国时期的“黑幕小说”相类似，“展示罪恶和官员的腐败生活，尤其我国政治有如铁幕，有人捅开一点，大家就很爱看。所以，官场小说一开始流行，跟满足了这种窥视心理有关。”

    两位评论家进一步介绍说，一些著名的官场小说作者都有过从政经历。王跃文大学毕业后，在县政府工作，后又曾调到怀化行署办公室。张平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王晓方更是在从政期间经历了轰动全国的腐败案“慕马大案”。这些作家在从政经验中的体验和观察，在他们的作品中透露出来，对与官场隔了一层铁幕的普通读者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

    对于读者这种阅读期待，贺绍俊认为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官场小说描写的现实与大家的生活太密切了，有的人想了解内幕，有的人看到对腐败的批判、对贪官的惩处，感到解恨。”    

    流传：影响广泛却只是消费型文学？

    虽然官场小说揭露了一定的社会现实问题，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销售量，但在评论家眼里，它仍然只是一种消费型的文学，对于民主、廉政影响有限，也并无太多文学上的建树。解玺璋认为，官场小说主要还是一个流行文学的概念，与俄国、法国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很大差别。而贺绍俊并不信任小说的社会功能，“小说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小说就是被人消遣的，闲时看一看，看完该干吗还干吗，当然它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陆天明更曾大声疾呼：“反腐”不要“贩毒”，官场文学中大量阴暗面的曝光，大量权术的披露，甚至一些书上更是明确注明此即“官道”或“权术”，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而王跃文本人并不在意这种评价。他认为，所谓官场作家，只是媒体同评论界有意无意间的一种炒作合谋。“我曾对媒体说过，《红楼梦》大量内容是少男少女的情感故事，按照今天媒体上的习惯说法，它就是'青春小说'。这显然有些可笑。当然，作为一种口碑意义上的宣传，我并不反对别人把我看成什么作家。事实上读者们怎么看待作家，作家自己是作不了主的。”    

    沦落：成为机关人必读的“做官指南”？

    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热潮之后，更多对于“官场文学”的批评随之而来。解玺璋直言，近几年来，随着传媒的发达，官场小说的揭黑性质已经不再像兴起初期那样吸引读者。“现在的官场小说，已经沦为写给那些当官的和想当官还没当上的人看的一种'官经'。”

    有评论说，“王跃文最新的小说《大清相国》，就是用一个人物形象，来解释等、稳、忍、狠、隐这五字官经的。”在《大清相国》里，相国陈廷敬如履薄冰数十年，在君王如虎、同僚似狼的官场中，慢慢悟透官场秘诀。“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没有深刻揭示官场对人性的扼杀和漠视……如果真有官场小说这样一种类型的话，我觉得，它应该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而不仅仅是揭露官场的黑幕或提供做官的秘诀。这是官场小说的歧途。而仅仅把官场小说当成做官指南，更是官场小说的沦落。”

    事实上，官场小说的读者里，很多正是“当官的和想当官的”。部分官员对一些官场小说及其作者津津乐道，一些年轻人也将官场小说作为进入社会与政坛的“指导手册”。一篇博文称，《国画》是“一部让大学生少奋斗10年的成功宝典”。还有网友给王跃文留言说，他进入机关工作之前，就先阅读了他的小说。

    对于这些情况，王跃文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我也听大学老师说过，他们会在学生走上社会之前推荐我的小说。我觉得应该正常地看待这件事，很有意思。现在学生们自小接受的是阳光教育，他们以为天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走出校门面临碰壁，猝不及防。所以，很多大学老师想让自己的学生对真实的社会有所了解，因而向学生推荐我的小说。”

    他表示自己无权评价读者的期待：“作家必须尊重读者的阅读兴趣，高高在上的作家在我眼里是相当可笑的。”但是说到“官场指南”、“官本位”问题，他也说，“我相信是社会某些方面出了问题。一个社会，官场太让人关注，总不是件太正常的事情。”

    这种现象在贺绍俊看来，是小说的多义性带来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像鲁迅说的，从一部《红楼梦》中，道德家看到了淫，阴谋家看到了派系党争，政治家看到了阶级压迫。而且凡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必然从生活中汲取这样那样的素材，各人各据角度，便会有不同的看法。中国是个'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的国家，把官场小说当作做官指南来读，也未尝就不会有收获，小说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一部小说只写一些猎奇性的或者政治手段的东西，而没有更深广的精神内涵，它不会是部好小说。”    

    出路：模式化之后转向政治小说？

    “总是有一个贪官，这个贪官有一个贪得无厌的老婆，少不了还要有一个情妇，最后事情就是由这个情妇败露，此外必然有一个见义勇为的记者，甚至是美女记者介入……”贺绍俊对官场小说的套路纯熟无比，脱口而出。

    在他看来，作为一种消费型的通俗文学，官场小说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创作的模式化。“在王跃文等人的官场文学获得极大关注，迅速走红的情况下，一批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官场小说开始跟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官场文学就开始越来越模式化、套路化。”

    “因为长篇小说在文学作品中是市场化程度最大的一种体裁，出版社也更愿意把它当作文化商品来经营。而模式化，正是所有商业文学必须的手段；当官场文学变成商业文学后，它必须有一种模式，因为只有模式化，才能大量、迅速地复制。”

    “如果官场小说没有一个新的起点，这个类型的小说会慢慢淡出。”

    贺绍俊认为，官场小说的出路，在于突破“就事论事”的“问题小说”的小格局。作家少鸿的《花枝乱颤》，是最近一部让他比较欣赏的作品。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在官场上坚守着自己的清高，这种清高来自对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他认为这样的小说，才有作家个人的精神气质在里面。“现实主义的作品必须要有批判精神，不是直接地狭窄地写一个问题，而是要看作品是否具有人道主义、普世伦理。托尔斯泰批判的农奴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作品里的人道主义，到现在还在打动我们。”

    周梅森在《中国制造》中显现的政治敏感性也让他佩服，“《中国制造》我记得是2000年出的，那时候社会普遍关注的是经济建设，但是陆天明比一般人更早地意识到，经济改革要发展下去，不进行政治改革是不行的。而政治改革就要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在这个小说中，他就写到了政治改革和接班人。”

    而解玺璋更是直接指出，“官场小说要有出路，要向政治小说转变。”肖仁福的《意图》是解玺璋比较欣赏的一部，“他已经脱开那种揭黑幕和讲官经的俗套，转而写中国特有的'机关文化'；从一些日常生活细节入手，描写人性的异化，在一个文化的层面写官场”。但这与他理想中的官场小说还相去甚远，“现在的官场小说主要是迎合读者和出版商的需求，《意图》写得也很平和，而官场小说要有出路，我觉得要向政治小说转变，要有勇气触碰那些最坚硬的问题。以前和海岩聊过，他的理想其实不是写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这需要作家在政治上很成熟，对整个社会历史有很好的洞察力，现在缺少这样的作家。同时，也需要一个很宽松的出版环境，像现在反腐题材还可以打个擦边球，如果是写政治体制的，恐怕就别想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