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聆森先生近年继出版《聆森戏剧论评选》、《中国昆剧大辞典》(副主编)、《沈璟与昆曲吴江派》之后，又应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之约，参加国家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著，完成了专著《昆曲与人文苏州》(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作为别开生面的戏曲理论和传统文化研究的优秀论著，体例严谨，新见跌出，文笔生动优美。全书以苏州人文和苏州人的贵族精神、市民意识为贯串，从又一视角阐发了昆剧的文化底蕴。

　　从题旨出发，作者阐发了多个有重大创见的观点。例如，作者指出昆曲并非如一些人所误认为的那样，仅是一种适合知识分子欣赏的高雅艰深艺术，在明末清初它已是一种大众艺术，得到了各阶层的广泛热爱和追捧。而最初敦促昆曲从贵族的象牙塔迅步走向广大市民，其理论与实践的先驱者乃是作为贵族的沈璟。适成对照的是以市民作家李玉为首的苏州派的作品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忠孝节义的贵族精神，他们力图用作品向人们证明，明之亡，亡在贵族精神的沦丧与阙如。可见，沈璟和李玉分别从自己的营垒出发，向着对方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中和点。昆曲之所以能够同时受到士大夫贵族和平民的共同喜爱，正是因为昆曲的两种艺术属性—“贵族性”“市民性”得到了成功的融会交合。作者从贵族性和市民性共存互补这样一个全新角度，深刻地阐发了明末清初分别以沈璟、李玉为领袖的“吴江派”和“苏州派”在昆剧发展史上的卓特贡献。

　　“苏州园林甲天下”，作者用巧妙的笔法，将苏州园林和昆剧中“私订终身后花园”的典型的情节模式绾连起来，论说了园林在昆剧中的重要作用；苏州是“状元之乡”，本书在阐述“昆曲状元形象的艺术意蕴”时，从“‘读书人’无形价值的社会认同谈到”‘状元戏’价值内蕴的延伸”；与此同时，作者还论述了作为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丝绸业在苏州城市经济起飞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而且以“苏州丝绸：昆曲观众结构演变的助剂”为题，精彩地将“丝绸”业的发达与“昆剧”的繁荣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联系起来。全书虽然处处以人文为基点，广采博闻，却始终内蕴着贵族精神与市民理想，通过细细节节娓娓道来，大有引人入胜的效果。

　　令人瞩目的是，作者对于昆剧发展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更深的开拓或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昆曲发源在苏州昆山，为何它的舞台语音没有对应的语音区？作者认为，至今我们恰恰没有任何资料足以证明魏良辅的水磨腔确实脱胎于昆山腔。魏氏改革的对象是整体南曲，又包容了北曲，它的舞台语音是“南”(苏州)和“北”(中州)语音的合成，就昆曲的音乐本体而言，一半是外地声腔北曲。鉴此，光就声腔和舞台语音而言，苏州(昆山)至少不是昆曲的唯一故乡。这样的观点足可以振聋发聩！再例如，关于李玉和苏州派剧作家所塑造的众多甘愿为主人替死的义仆形象，除冯沅君等少数人外，学者多抱否定态度，至今犹然。本书则认为义仆壮举的动因是他们有着一种“贵族精神”。义仆具有“贵族精神”，是作者新的发现。按常规思路，仆人们照理不可能具有贵族精神。然而，由于贵族精神(如“忠孝节义”等)包含的高尚理念所具备的巨大号召力，得到下层百姓的心理认同和道德呼应，其实也是不难于理解的。李玉和苏州派作家以浪漫主义笔法赋予义仆形象熠断光彩，用以反照一代贵族之堕落，并借以反思了历史、总结了明亡教训，同时也昂扬了民族精神。故义仆壮举的"贵族精神"动因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察和研究的视角，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顾聆森先生的力作《昆剧与人文苏州》还包含了苏剧发展的全史和滑稽戏的起源，它总是用多种独特的角度，使读者了解到一般昆剧史著所未能提供的知识。《昆曲与人文苏州》不仅是文笔生动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可以作为戏曲学研究生、博士生学习中国戏曲史的优秀的辅助教材。(周锡山/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戏剧家协会、中国文论学会理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