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作者推荐的部分图书书影（一得/摄）
【编者的话】
人一生能读多少书？假设每周读一本，以60年计，不过才3120本。随便翻翻，自然有“漫羡无所归心”的乐趣，但不合理使用自己的精力，可能会错过更值得一看的景致。我们请了12位不同领域的作者，作书海遨游--透过书本来认识世界与中国、了理自然与人文的向导，希望能有所助益。
【撰稿人名单】
唐士其(政治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陈明明(政治篇)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陆 扬(历史篇)哈佛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
孟彦弘(历史篇)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铭铭(社会篇)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贺卫方(法学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赵晓力(法学篇)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华杰(科学篇)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蓉霞(科学篇)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周业安(经济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严 峰(文学篇)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刘庆邦(文学篇) 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
政治篇
陈明明
年龄53
现职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研究方向 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
大约在公元1500年前后，中国仍然沉睡在天朝大国的酣梦之中，重商主义的欧洲人已经开始了探究东方文明的旅程。东方的确是个神秘而迷人的国度，广袤的土地、稠密的人口、富饶的物产、庞大的军队，都令当时的欧洲人相信：得天独厚的东方无可争辩地构成文明的中心。直到20世纪末叶，弗兰克(A.G.Frank)在他那本脍炙人口而又颇有争议的《重观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文译为《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著作中仍坚持至少到18世纪，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中心的观点。
实际上，像中国这样的古老帝国，即使在经济、军事上达到了传统时代的最高成就，它在政治上的一些与生俱来的品质已经预设了其日后衰落的命运。
我们现在已不大提起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卷一，高教，1998)了，但他关于世界性经济体系之缘起与变迁的恢弘叙述，仍然具有深刻的历史穿透力。“序幕在中世纪拉开”，沃氏开篇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两种世界体系，一种是帝国体系(world empires)，另一种是经济体系(worlde conomies)。帝国体系领土广阔而相对高度集中，以君主和中央政府为中心构成一个内敛的政治共同体，相比之下，经济体系则是一个松散的相当不稳定的体系，它的结局不是趋于解体就是被其中某个次级单元所兼并而转为帝国体系。历史上帝国体系强于经济体系，这是传统时代的基本法则。不过，帝国的政治集权虽然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它凭借军事暴力和贸易中的垄断优势保证了经济资源从边缘流向中心，却因为官僚机构吸收了过多的利润，而造成社会的虚弱。统治者重视安全与经济增长等集体性目标，但在农耕经济条件下，追求这些目标并维持行政系统的运转，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当帝国的统治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支持帝国的统治时，衰败便不可避免了。
处于松散的经济体系下的欧洲，看起来在哪个方面都比不上东方。欧洲是分裂的，但是这种分裂和中国式的一个王朝崩溃后下一个王朝重新执掌中央集权之前的短暂分裂不同，分邦裂土、封侯建国是欧洲中世纪的常态。欧洲人缺乏一个世俗的中央集权，这可能使欧洲人读到传教士关于遥远异邦何等繁盛的游记时自愧弗如，但当时的欧洲人未必想到，封建的后果给这个社会留下了政治权力无法覆盖的许多缝隙和角落，自由的种子于是在此生根发芽。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中就说，正是这种存在多个中心的松散体系，成为经济发展的沃土。欧洲没有一个有效阻碍商业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通过权力促使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与衰落，没有那种东方式的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的系统掠夺的税收人员(他们严重阻碍了东方帝国的经济发展)，总之，若不是政治分裂的环境，教皇在1494年划定给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势力范围，就会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从而收起觊觎之心；教皇颁布的(类似中国明清两代政府的)禁止海外贸易的上谕就会得到遵守，也就谈不上后来的扩张之势了。
在这里，这些作者实际上表达了一个关于国家成长的重要观点：不是经济、军事决定了国家的生死旅程，而是政治(或许还有文化)决定了国家的兴衰起伏。16世纪，孕育于封建母体的资本主义在欧洲崛起，其表现形式是挟市场贸易的优势向欧洲以外的地方延伸，将整个世界纳入了一个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落后”的资本主义何以打败了“先进”的东方专制主义？“边缘”的“化外文明”何以逼退“中心”的“成熟文明”？
经济学家格里芬(K.Griffin)曾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玫瑰色的晨曦初露之时，除了在技术方面，如大型远洋帆船和海军火炮，欧洲并不比后来成为它的殖民地的东方占有更多的优势，是欧洲的军事优势和物质上的相对贫困，造成了欧洲扩张的早期态势。欧洲之所以能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它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欧洲之所以必须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同富裕的东方按平等条件从事贸易(见格里芬：“从历史上看不发达问题”，载C.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科，1984)。
然而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贫困的欧洲能够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或者换句话说，在欧洲扩张势态显露之初，为什么中国人已经看到葡萄牙人采用军事技术优势，但自己却没有这样做？卡罗·奇波拉(Carlo Cipolla)在《欧洲早期扩张时代的武器与帆船》(Guns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1400－1700,1965)一书中指出，中国朝廷像害怕外国入侵一样害怕内乱，因此尽力防止枪炮知识的传播和精通工艺的手艺人的扩散。事情就这样诡异：在欧洲，彼此争战的封建邦国无法限制原始的军备竞赛，在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因其垄断军事暴力而获得了长期的和平；在欧洲，自由市场制度和竞争的王国之间诱使雇佣兵竞相承揽武器合同，并推动了早期工业和发明的繁荣；在中国，中央集权闭关自守与统治权威的完全建立，则泯灭了改进武器装备和工艺的冲动。所以沃勒斯坦说，“中央集权体制拒绝技术进步，这对长期维持其政权有重大意义，帝国形式可能再次成为结构上的束缚，而这次是对技术发展的束缚。”
不过话说回来，关于中央集权体制成为中国衰落原因的理论是需要具体分析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中央集权是现代化的诉求和条件，欧洲的封建割据固然为自由经济的发育提供了条件，但自由经济的成长最终需要打破封建的壁垒，需要统一的国家作为其大市场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权是进步的要素”(恩格斯语)。但中央集权存在的理由仅仅在于，无论如何它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桎梏(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因此爆发)，而应成为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保障(于是现代国家采取了中央集权的形式)。
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许多学者都承认，在18世纪，中国是有可能在新的多国时代跻身于现代大国之林的。康乾盛世提供了经济的富足，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提供了一个高度分化与专门化的官僚行政机构，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外部挑战已经出现(西方其时现代化已有二百年，扩张重点直指东方)，内部也有了应战的条件(中央集权及其官僚机构)。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开启中国的现代化。原因何在？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人将此归因于异族政权的出身使满清统治者充满自卑、敏感、猜忌，过分专注自身安全与控制的取向，压倒了发展与开放的现代化取向。(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1988)这种多少具有文化心理分析的倾向和另外一些学者——比如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将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天下观)是相似的，按照这种分析，“天下”的无所不包使中国的统治者天然缺乏一种开疆拓土、移民垦殖的使命感(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科，2000)。问题是，安全与控制的极端化取向固然关涉甚或源自文化心理，但落实到政府治理结构，则必定成为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它使政府权力纵向集中于王室，横向集中于内廷，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逻辑功能，而且严重限制了国家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的能力。换句话说，专制性的中央集权使得本来也许可以用于现代化转型的分化的行政官僚机构丧失了作用，从此中国便彻底掉入了衰落的农业文明的陷阱之中而无法自拔。
的确，无论就何种意义看，帝国的失败都是一种政治失败，此后的中国精英，凡立志于把中国带出农业文明，走入工业文明，大概都会深切感到，未来中国的成功最终有赖于政治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