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块文章》可以说是我自传三部曲的核心部分，里面是有不少‘干货’的。”4月26日，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的新闻发布会，王蒙一上来就把话说得很满，挑起了记者的好奇心。

《大块文章》所写是王蒙自1978年到1988年这一时间段的人生经历。这期间，王蒙“解禁”复出，随即“步步高升”，《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中央委员等显赫头衔相继落在他的头上，《活动变人形》、“季节三部曲”等皇皇巨著先后问世，可谓风光无限。这样的10年，该有多少独家故事，该有多少独特心事！“核心部分”的说法读者自会同意，“干货”也正是我们在《大块文章》面世前就期待的。

“80年代，改革开放的闸门渐次打开，文艺界的论争非常多。记述这些论争，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激起了我写作的冲动。”王蒙介绍说，“别人认为不能写的，别人认为不好写的，别人认为写了要找麻烦的，我偏要写！”

事实上，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出来的时候，一些读者不无失望，失望的正是书里“干货”不足。或许，王蒙听到了这些批评的声音，所以才在新闻发布会上一再表白《大块文章》有大家所期待的东西。“那10年，我的经历在一些人看来可以说是‘飞黄腾达’，我要把这期间自己的心路历程真实地写出来。”王蒙说，“既要写我的优良表现，也要写我的不良表现，我的失策、失态，我的歉意、悔意，都应该包含在书里。”王蒙介绍说，书里写到自己失败的、不光彩的一件事是，1986年底在上海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上，他与记者之间发生了不愉快，“其实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本书里既写了我的过五关，斩六将，也写了我的走麦城。不光彩的那些事，与其等别人来写，不如自己先交代了，这样还能得到一个诚恳大方的评价呢。”王蒙说。

《大块文章》写到的10年，是王蒙社会接触面最广、人际交往最多的时期。在书中，王蒙指名道姓地提及许多当事人，但也有的地方隐去了姓名。他特别提到，书中写道“一位领导同志”、“一位老作家”的事情，“如果有谁能猜出这两人是谁，我就以5本签名的新书相送”。——王蒙在发布会上卖了一个大大的关子。

“我写作自传的态度是勇敢的、深思熟虑的、全面的、建设性的。”王蒙如此总结道。在《大块文章》中，他如何表现了其勇敢？又体现了怎样的深思熟虑呢？或许，我们只有读了该书才能得出结论。

去年以来，对上世纪80年代的回顾与研究渐次趋热，而《大块文章》的出版无疑为我们谈论80年代提供了新的素材。在发布会上，王蒙以自己经历的几件事来说明80年代文化界的变化。“那时，日本版的音乐剧《猫》希望来中国演出，我调来录像审查，看下来，怎么都不敢拍板同意。若干年后，此剧来了，票价不菲，但购票者踊跃，演出也很成功。1986年，深圳提出举办选美活动，我们国家的几位妇女领导人当即站出来表示反对，说选美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把妇女当玩物。但后来选美这一新事物还是逐渐进入了中国，到现在，不但有美女的评选，美男的评选都出现了呢。”王蒙总结到，“实际上，这类事情的争论都是很自然地解决的，并不需要中央开会讨论，也不用发文件。80年代文化界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谈及自己当部长的经历，王蒙说自己当时并不想接受任命，“托了很多人，希望辞谢，但没有成功”。他同时也坦承，当官是会“上瘾”的，“如果我再多干几年部长，也许就不想再回到写作的案头前了”。当部长那几年，王蒙确实作品很少，“你们注意到没有，那几年我主要写的是诗歌，因为诗歌短嘛，不用花太多时间。”

王蒙说：“作家从政的，在欧美国家很少，但在第三世界国家就比较多。”他列举了秘鲁的略萨、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甚至还有伊拉克的萨达姆以为证明。“这个现象耐人寻味，我解释不了，也许有人可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