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林森
《中国书简》（Lettres de Chine,Plon,1967），是20世纪法国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一百多年前首次访华期间写给妻子的书信集。一个世纪前，谢阁兰第一次走进中国，写下这些亲密的家书和文字时，他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谢阁兰生于法国西部布列塔尼（Bretagne）地区海滨小城布 雷斯特（Brest），他在这个濒临大西洋之滨的美丽地区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自幼受到远方——神秘诗情的熏陶和召唤。他29岁开始写小说，31岁开始写诗，41岁便英年早逝。他是20世纪首批来华的法国作家之一，且是懂中文、通汉学的西方诗人。在其短促的人生旅程中，他在中国度过了七个春秋，占去其整个生命的六分之一多，他生前的文学事业和身后的文学声名，都和他生命中这“六分之一”的“中国时光”密不可分。谢阁兰文学生涯短暂，著述甚丰，除早期一部写毛利人的历史小说外，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他走进中国期间酝酿、完成的，写的都是“中国主题”。谢阁兰是一个拥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重读他百年前走进中国时留下的文字，重温这位西方“伟大游客”与东方古国文明交流对话的历程，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亲切的，有意义的。
1909年4月，年届31岁的法国海军见习译员谢阁兰启程来华，开启了他漫长的“中国精神之旅”，谢阁兰写给妻子的这部《中国书简》，真实地记录了他首次访华的历程。是年4月25日，他独自一人从马赛港起航，穿越大洋，途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于5月28日由上海登陆，首次踏上华土。在上海，他参观了徐家汇的耶稣观象台，惊诧于耶稣会孤儿院里“波拿巴路上最肮脏的垃圾”，上海是个“大杂烩”令他“厌烦”。到苏州，布列塔尼式的农田、古塔、小桥、流水……那是他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在南京，城楼、围墙和东郊的石兽，狮子、大象、骆驼、麒麟，或卧或立，使之流连忘返。随之，谢阁兰溯江而上，至汉口而北去，于6月12日到达北京——他渴望“朝圣”、谒见、探究的东方古国的都城，他不无骄傲地称之为“我的城市”，“我的都城”（1909年6月12-14日书简），在那里，他参观古都的遗址和帝王的陵墓，并在旧书店购得了一本装帧精美的《道德经》和一本唐诗集，继续潜心研习中国文化，着手“中华帝国”内部的探秘和精神遨游。8月9日，他和文坛挚友吉尔贝·德·瓦赞结伴而行，从北京出发，经五台山、太原府、西安府、直上兰州，至成都府，沿岷江、乐山、峨眉山，到重庆，在长江流域旅行、考察，再经汉口、南京、上海，于次年2月与妻小在香港重聚，这便是谢氏《中国书简》所记录的首次访华的旅程，历时十个月。谢阁兰的中国之旅，是文学之旅，精神之旅，他的“真正的精神的生活”，是在中国开花结果的。
谢阁兰的中国之旅，正处于历史的大变革时期，即中西关系由对抗转向对话、“大中华帝国”由旧王朝向“新共和”转换的历史更迭之际。读谢氏的《中国书简》，不仅能看到作者笔下所再现的夕阳残照的衰老帝国形象，而且也会发现作者自塑的西方精神求索者形象。面对人类文明进程中上述双重的交替更迭，谢阁兰本着对东方伟大文明的尊重和异国主义多样的审美价值追求，“他想暂时抛开自己固有的文化，以便更好地从内部了解他国的风俗习惯和精神世界”，了解那热情好客又难以接近的“中国心灵”，尝试着与之“结合”，致力于与中国精神对话。他在中国的兴趣和注意力，似乎并不在于变革中的“中国的命运和变化，而是远古时代的中国，是一个保存完好的中国，一块土地，是这块土地上生命的幻象凝聚各种高傲的可爱的形式”。（程抱一语）诗人通过这些幻象探索秘密，而这些秘密的回声又唤醒了他自身存在的秘密。探索“他者”与探索自我，在他那里原是二而为一的。若是我们沿着谢阁兰当年的足迹，应和着他当年的骡马的蹄声，跟随着他和他的朋友在中国黄土地上远游，我们就会真切地体验到他的中国之旅不只是外在地理的历险，也是内在精神世界的历险；不仅是空间上的游历，而且也是时间上的游历。谢阁兰在北京曾告诉我们：“生活在中国是古怪的，因为人们在那逝去的千年历史中穿行。”（1909年6月29日书简）这个中国在谢阁兰看来，既是真实的空间，也是神话的空间，是想象选择的地域，置身于这个中国，时间的神秘和空间的神秘，真实的神秘便迎面扑来。抵达北京的第二天，谢阁兰便向他的妻子这样庄重地宣称：“我心中长期沉睡着一个骄傲的神秘主义者。这甚至是一种极度的欢愉，慢慢加深了与奥古斯托（即谢氏文坛挚友与东游伙伴德·瓦赞——引者）的分野：他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我，十足的反天主教者，但本质上，却依恋着灵魂中的城堡和通往光明的秘密而幽暗的通道。”显然，他不满意自己所隶属的天主教文明，急于寻求新知，这个中国，这个北京也许可以说就是诗人“依恋着的灵魂中的城堡”，其中蕴藏着的秘密、未知便是吸引着诗人东来探秘的主题和引力，他在这神秘的国度孜孜寻觅的，正在于寻求一条“通往光明的秘密通道”，其精神探索、精神自救的特点十分明显。作为探求新知的精神求索者和有抱负的诗人谢阁兰来说，在其中国旅程中最渴望看到和把捉到的无疑是他心目中“真实的中国”。虽然，他作为异文化的旅人，难以摆脱时代的成见，但他本着对中国文明一种近乎神明般的尊重，渴望什么都看，什么都要了解，全身心投入中国现实生活，贴近中国脉搏：他参加过东北扑灭鼠疫的斗争，给“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长子治过病，到中国心脏地区遨游过，试图多方面地去拥抱中国这一神奇而“真实的空间”。他以聪颖的智慧和巨大的热忱，力图叩开这“心灵的城堡”的门，唤醒这“深沉寂寥”的民族，使之乐于向西方敞开心扉，以便揭开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得以永存的奥秘。确实，“真实无与伦比”，其千变万化的人与物与事，五光十色、丰富多彩，就令他激奋不已，激励他不断地追寻，直至最后一个封闭的西藏的边缘。可贵的是，谢阁兰并没有沉醉于东方风物这迷离丰富的色泽里，不加区别地盲目地接受中国这异样的习俗与文化，而是采集来分析比较，以敏锐的目光加以审视、洞观、穿透，从这些事物的背面看到内在世界的秘密，这样,他的探索便由外在的空间进入内在的空间，进入一种神秘，一种想象——探索真实的另一面。根据谢阁兰异国主义多样化的审美观，真实与想象是互为补充的两种力量，它们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正像差异和距离一样是产生美，产生神秘的源泉。为了这两者中任何一方而舍弃另一方，都违背对异国风物的爱好，而且毁坏了美。中国这个广袤、神秘的国土，遍地充满了真实与想象的力量，中国的道教思想使诗人在可感知的物质世界中辨别出了那些无形的想象在延续，推动他从外在的视域进入内在的幻境，从而在更广阔的真实空间、更真实的神秘空间，作神秘的精神遨游、寻觅，本质上是西方神秘主义者的谢阁兰，便在这里与东方老庄碰上了头。正是这样，中国对他来说，“是真实的国土同时也是想象选择的地域”，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中国便成为谢阁兰的真正的精神上的祖国，《中国书简》所报导的谢氏中国之旅，正是这位西方远游者与中国内在精神联系的真实写照。
读《中国书简》，我们发现到，谢阁兰对道家的空间观、宇宙观极其敏感，他在对中国的认知和体验中接受了这种地理神话学或宇宙动力论，构建了自己的神秘理论。在他看来，神秘并非不真实，“神秘、神秘感只有在真实触及未知的时刻才产生”（1909年10月24日书简）。他认为，真正的未知是存在，是原生，是每个人存在中不可或缺的，有别于一切非我的东西。他之向往“东方”，向往中国，正出于对这种“绝对存在”，对“原生之谜”的无穷无尽探索，正基于“真实在那儿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好地更贴近地触及了未知”。他在中国找到了素材，找到了灵感，找到了他所倾心的这种探索神秘、探求未知的主题。他既不同于绿蒂以追求异国美丽别致的事物为满足，也不同于无洛岱尔，以专横武断的方式将“他者”一律纳入自己的精神结构，他执着于这种“未知”的相异性研究，以一种难得的真诚，拥抱他所渴望的真实，拥抱他感受真实那“巨大震颤”的神秘，他对待撩人的异国风物，一如他自己所说，“就像螺旋桨、飞行器或一千五百吨的大榔头一样晃动着犹豫着渗入到‘骨髓’中”（1909年6月4日书简），实行一种穿透，刨掘出来看个究竟，他以天才的直觉，“要在反面寻找此处的秘密，在彼岸发现更高的诗之价值的真理”（《谢阁兰书简》引言），谢阁兰在中国所有构思写就的作品，都是经过这样的“震颤”、“穿越”孕育而创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