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作为一部古老的中国哲学著作，它折射出人生的诸多可能和方向，是繁华散尽后对淡泊朴素的回归。沉溺于“逍遥”之游的庄子自己有所抉择，又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了阅读者，于是它产生了越发多的可能和方向。显然，于丹很精明，在合适的时间、地点、群体中，合适地推销了一回文化快餐，狂受追捧不足为奇。

　　我们知道，艺术作品中，人永远居于第一位。没有人，一切虚无飘渺。那些风格华美而缺乏“人味”的作品只能像微尘一样轻微飘散。于丹的成功之处在于，她是在借“庄子”来抒写关于“人”的心得。也就是说，庄子仅仅是个“核”，其皮肉、滋味都属于于氏。在书中，于丹不从庄子整个思想(哲学)体系入手，而专挑能够为现代社会生存提供“智慧”的部分。谈生死，谈坚持与顺应，本性与物性，谈人之大道，谈如何归于自然，谈心态与状态，以屡经沧桑的老婆婆姿态来抚慰孩子。这无异于是在给屡被“物”累的世人败火。于丹说，重要的“在于主观有什么样的胸怀，不在于客观提供给我们哪些机会，而在于我们的心智，在有用与无用的判读上，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利用机会。如果今天我们以觉悟的态度反观内心，重新审视庄子，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是释放自己，尽可能达到一个逍遥游的境界”。于丹让我们放下更多的计较，放下更多过于急功近利眼前的急切。她认为，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情况，世界上总有路可走。人生就像一次旅行，如果我们遇到了高山或者大河，真正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放低平常心才能获得人生的成功。总之，因为我们“痂”之厚到无以复加，于丹就幻想开出“快乐”处方：笑对生死，笑对人生，平和心态，活出自我。

　　这恰恰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渴求的。所有的流行，长寿或短命，虽然不是始作俑者能决定，但流行的必定是“合理”的。

　　事实上，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于丹的“心得”，庄子或许并不认同，但读者认可。